推行农村联户联防和城镇社区警务防范机制的基本经验和做法/王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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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管辖多引起管辖权异议，不当的选择起诉如得到确认，不仅会造成地域管辖原则的畸形，而且将使后诉难以迅速进行，并带来裁判的合法性、既判力等一系列问题，而管辖权异议的功能是纠正不当的管辖。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起诉选择权与指令受理及管辖权异议三者的联系未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产生争议。笔者简要提出自己观点，以期能引起对行政诉讼管辖问题的关注。

　　一、指令立案受理不具有指定管辖的功效

　　指令受理与指定管辖并非同一概念。“指令立案受理”解决的是管辖权问题；“指定管辖”是案件的转移，不涉及管辖权。前者是对案件应当受理而不受理作出的；后者则是针对无权管辖或因有共同管辖权发生争议，或者因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情形下作出。指令审理则是针对起诉权作出，处理的是起诉是否符合条件问题，与指令立案受理、指定管辖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4）项规定“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是管辖权异议提起的来源。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着不同的价值目标，行政诉讼以维护合法权益与监督依法行政为目的，因而管辖权在行政诉讼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针对形势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采取当事人起诉和人民法院决定相结合，以指定管辖为主，提级管辖为辅措施，力图排除因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域设置重合而造成干扰公正审判的因素，在其第7条规定“对指定管辖裁定有异议的，不适用管辖异议的规定”。这明确表明：行政诉讼管辖异议仅适用于地域管辖，不适用指定管辖。尽管这种设计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克服地方干扰，实现公正审判。该司法解释未对案件在被指令立案受理的后诉中，当事人有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作出明确规定，使受理法院在当事人的诉权与上级法院的权威上面临抉择困境，是为一缺陷。

　　上级法院虽然就管辖权已作出司法意见，但在指令立案受理的后诉中，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并未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作限制性规定。指令立案受理与指定管辖虽然都是上级法院的司法决定，应当得到尊重，但指令立案受理与指定管辖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分析的是管辖权，后者考虑的是公正审判。

　　二、不当的选择管辖使“原告就被告”设置目的落空

　　管辖制度是法院案件审理权限的分配制度，而管辖权是审判权行使的前提。管辖是指法院之间及法院内部机构之间受理第一审案件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分工和权限。管辖制度的确定，与当时的立法观念紧密相联。借用民事诉讼管辖的“两便”精神，《行政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定中，规定行政案件的管辖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即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此种设计，除考虑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域重合外，也考虑到多数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区域性特点。

　　与民事诉讼管辖相比，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对保证法院公正审判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的原因，行政审判远比民事审判受干扰大，法院的实际地位并未如法律所言，行政案件审判更是左右为难，且司法权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应保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因而，合理的管辖规定具有引导诉讼程序开始的程序意义，更具有保障裁判结果公正的实体价值。

　　行政诉讼的保护、监督与维护等作用无不是在有管辖权的前提下才得以有效进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行政行为的方式不断丰富，行政管理领域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不断增长，行政争议的特点不断变化”，行政诉讼地域管辖制度在一些案件管辖上显现冲突：“原告就被告”管辖造成“司法地方化”明显、人口的频繁流动使“两便原则”难以体现、行政诉讼案件不同的特点冲击地域管辖规定。 典型的如工伤保险待遇行政诉讼案件和行政不作为案件的管辖。

　　多数情况下，保险基金统筹地与用人单位不在同一地，有时用人单位住所地与工伤事故发生地也不在一地。工伤认定与保险基金统筹是配套的法律制度，工伤认定是保险基金支付的前提条件。按《工伤保险条例》第11条“工伤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的规定，目前，保险基金统筹是地、州、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即规定“全省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州（市）级统筹管理”和“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实行属地管理，由所在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机构办理参保登记及处理有关业务”，而保险基金统筹地与企业登记注册地有可能不在同一地，即用人单位所在地并非保险基金统筹地。这种冲突在工伤认定中尤为突出，如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用人单位如是跨地区或者跨省的，问题更为复杂。鉴于部分地区工伤保险实行县级统筹，市、县（区）两级工伤保险机构职责划分不明确的情况，2010年3月1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关于推进工伤保险市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2条中提出“建立工伤保险市级统筹，核心是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统筹，关键是基金在全市范围统筹调剂使用，基础是统一参保缴费办法、待遇支付等项政策标准和规范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预防、工伤医疗和工伤康复等项管理服务”建立统一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标准。有的规范性文件将县（区）级人保部门确定为负责本县（区）工商机关登记注册的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工作，使工伤保险待遇行政职权职责混乱，导致行政主体出现问题。该问题在诉讼上涉及起诉和受理条件，并带来选择管辖上的问题。

　　选择管辖是地域管辖的补充。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起诉人在许多情况下是将一系列的相关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起诉，并不区分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是谁，不考虑“职权职责”的存在是不作为案件的前提，不管被起诉的行政机关是否适格，仅考虑诉讼的方便，便向与自己距离最近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起诉。此种情况下，法院能否按“两便原则”对待当事人的选择起诉？在诉讼法上，行政不作为是拟制的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职能划分，一项职权不可能由多个行政机关拥有或者多个行政机关的职权交叉重叠，每一个行政机关的职权都由法律、法规明确赋予。所以，行政不作为案件的被告，是拥有该项职权应当作为的行政机关，管辖应由应作为而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不能仅依诉状所列的与起诉人最近的行政机关住所地法院确定管辖。如依起诉人诉状所列被告确定就近所在地法院管辖，在审理后，如查明该被告不适格，而不在本院司法辖区内的其他被告又是适格被告主体时，受理法院能否对实体进行裁判？此裁判不得不考虑管辖权。

　　确定行政诉讼被告主体，往往需要与实体法紧密联系。如同诉的声明并不能完全清楚界定诉讼标的，还需要借助事实关系来界定一样，行政诉讼的被告是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对象，并能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行政诉讼法》第41条规定了受理的必要条件，此外尚须符合复议前置、期限等规定的充分条件。因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受理应坚持“法律标准”而不能放宽或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至第22条对被告的确定中，即反映了行政诉讼被告的实质特征。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中指出的“行政案件立案专业性较强”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其受理条件也不尽相同。行政案件的受理问题涉及众多利益之间的关系，如司法权与行政权、公权与私权、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等等，其复杂性是民事诉讼不能相比的。考虑的因素越多，解决纷争之门槛自然也就越高、越窄， 逐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指导思想也是基于此。

　　审查案件是否受理时，有些受理条件与实体审查很难明确区分开。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规定中，也可以看出法院对行政起诉是否符合条件的审查强度，并印证了在行政诉讼中诉讼法与实体法的紧密度。

　　对不在同一行政区域内的多个被告的起诉中，以不适格被告住所地法院来确定管辖法院，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选择法院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适用《行政诉讼法》第20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收到起诉状的人民法院管辖”的前提是两个以上法院都有管辖权，如“二择一”中的一法院无管辖权时，则当事人无选择余地。

　　如同民事诉讼起诉人将与案件无事实上或无法律上联系的人一并作为被告起诉从而拥有选择权一样，行政诉讼现实的情况是：只要可以选择，当事人总是会选择有利于自己诉讼的法院管辖，甚至还会以没有管辖权的法院作管辖法院。建立“无漏洞”保护体系是法律的理想，但诉权保护不能让选择权成为当事人规避管辖制度的“利器”，使“原告就被告”管辖设置旁落、起诉条件虚置。

　　三、管辖权异议不应受指令立案受理裁定拘束

　　管辖权异议是否受指令立案受理裁定拘束。这是一个涉及当事人诉权与既判力或上级法院的权威的问题，行政诉讼法却未作规定。

　　指令立案受理裁定是否具有拘束力？

　　既判力的实质在于维护国家法治的安定性和司法终局裁判的权威性。《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既判力的解释是“已判决的事项或案件。其效力规则是有完全事物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具有决定作用，同时该判决绝对地阻止他们就同一请求和诉因再行起诉。”通说认为，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

　　首次明确提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是2007年4月24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第20条规定“充分尊重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防止对同一事实或者同一法律问题作出不同裁判。无论是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在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未经法定程序改判之前，对当事人、司法机关以及其他主体都具有拘束力，其他法院均不得作出与生效裁判不一致的裁判。”虽然针对的是“交叉案件”，但明确将诉讼标的纳入既判力范围。按我国理论界的观点和实务上的态度，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判决主文，即结论部分，而不及于诉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4条第1款第(十)项规定“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即明确指明范围是“诉讼标的”。

　　指令立案受理裁定，解决的是启动审判程序，不处理实体法律关系，且既判力的时间基准点是在当事人言词辩论终结时。否则，管辖权异议就无存在的空间，更谈不上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

　　从程序参与的时间段方面考察，指令立案受理裁定也不应具有既判力。案件受理之前的阶段，是受理审查活动阶段，被起诉方及第三人并未参与程序，也不知晓，不予受理起诉的裁定和指令立案受理裁定也只送达起诉人，处理的是一审行政案件的权限分工问题。而在案件受理、通知应诉后，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讲，程序才真正开始。被告自此可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时间提出答辩状及证据，在此期间并有权就地域管辖提出异议，否则，管辖权异议于此种情况下无设置的必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的规定也将名存实亡。

　　“在程序构造及运作过程中要确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在保障审判权有效运作的同时，更要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实现。惟有如此，方能保证裁判过程及其结果建立在共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以获得更高的权威性。”为保障当事人诉权，指令立案受理裁定对在其后诉中提出管辖权异议应无拘束力，案件受理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也不应受指令受理裁定的拘束。管辖权问题是评价行政诉讼程序正当性和判决有效性的标准。我国行政诉讼对选择管辖和管辖权异议规定较为粗略，“行政案件的立案受理和管辖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 有待于理论界深入研究，特别是实务界在丰富的审判实践中提出有价值的案例、见解，以解决这一长期被行政诉讼所忽略的问题。

　　注释

打破专利----强制许可生产抗艾药品

武卓敏

2006年12月6日泰国卫生部公布了一份针对美国Merck公司抗艾滋病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该强制许可下达后将立即生效，有效期5年，目的在于使泰国指定的制药企业能够在不支付高额专利使用费的情况下，为国内艾滋病患者生产低成本的Merck抗艾药品Efavirenz。该药价格将因此从每月67美元降至38.5美元，降幅50%。在未来五年内，政府将节省超过100百万美元的开支，并能使10万艾滋患者获得治疗。与目前已经接受治疗的1万7千人相比，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泰国政府何以做出这样的决策呢？这种做法是否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面对高额药价的一条出路？


背景

自1987年首个抗艾滋病药物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以来，“鸡尾酒疗法”、“艾滋病疫苗”等治疗和预防该病的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基因药物和中药疗法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25年间却已有2500万患者死亡。面对全球近四千万艾滋患者，医学界仍然没有彻底有效治疗该病的药物与方法。目前日均新增感染者约有1.1万人，其中40％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亚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已达860万。联合国希望在2015年前遏制和逆转艾滋病蔓延趋势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有待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制药公司以及大众的积极配合。

从1984年泰国发现首例患者以来，共有100多万人感染，50多万人死亡。为遏制艾滋病继续蔓延，泰国计划在2010年将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控制在5300人以内。

但是，艾滋病治疗药物价格过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乃至部分发达国家对抗艾滋病的一大障碍。拥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在抗艾药物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作为利润最大化的保障，药品专利也为他们的投资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不断呼吁，建议发展中国家使用更新及已改良的药物。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药却比现在的常用药整整高出六倍。由于药品价格的客观限制，许多国家仍在使用最初级的治疗药品。这些药品不仅副作用大，而且容易产生耐药性，患者必须不断转服新药。此类二线药的价格往往是以前的五十倍。这对政府、民间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支。

仿制药的出现给了普通患者一线生机。据无国界医生组织“患者有其药”项目负责人介绍，如果没有仿制药品，在发展中国家治疗艾滋患者的项目将因经费问题而难以维续。但因患者需要更换二线新药，如果没有仿制新药的供给，项目将受到搁置的危险。自2000年以来，一线抗艾药品价格因仿制药的出现而下调超过了90个百分点，在有的地方甚至更高。每名患者1年1万美元左右的治疗费用陡降到1百至2百美元。这使得许多制药巨头有选择性的将新药投放到不同的市场，那些仿制药品行业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不能及时得到新药。所以贫穷的国家，也许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通过商业渠道获得发达国家上几代的药品。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统计，艾滋病药物的年销量增长率约在15%左右，仅在南非、印度、巴西和泰国，到2010年抗艾药市场的需求总量将超过100亿美元。



泰国目前近60万艾滋患者，国家药品项目启动后，仅有8万多名患者接受了泰国政府制药组织（GPO）提供的治疗，并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将接受患者的能力提高到15万人。但高昂的药品价格成了他们最大的阻力。06年8月500名艾滋患者在GlaxoSmithKline (GSK) 制药公司的曼谷办公室前进行了示威，抗议该公司将Combid这一项缺乏新颖性的药品发明申请专利。此前，泰国政府制药组织已经开始生产Combid的普通版本，并以Zilarvir命名。一旦专利申请被批准，政府制药组织将面临GSK公司的起诉。 该组织负责人表示，如果Combid被授予专利权，他们将立即停止生产现已约为8百万美元市场规模的药品。该药价格将从现在的38美元每月升至欧美同级产品价203美元每月，届时将约有10万名泰国患者因高涨的药价而得不到救治。目前此案仍在搁置中。



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

这是泰国首次针对抗艾药品打破专利，实施强制许可，以降低治疗费用。西方媒体对此比较重视，担心这将成为低收入国家，乃至中等收入国家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先例。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泰国此次主要是依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31条及其专利法相关规定做出的。根据规定，WTO成员国于国家出现公共健康紧急状态时，在没有专利权人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强制在该国国内使用专利。不过“强制许可”的背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一般情况下，强制许可发出之前，申请人必须已经与权利人就授权问题进行过沟通，而且是在相对合理的时间内没有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许可。也就是说，申请人只有在穷尽了合理的手段，仍未获得许可时，才可以申请强制许可。但有一个例外：只要国家出现紧急状态，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行政或司法程序主动做出强制实施的决定。针对泰国卫生部的决定， Merck公司认为，泰国政府这一行政行为违反了国际相关条约的规定。在颁布该强制许可前，政府甚至未与Merck公司进行过专利使用问题上的协商。但是，Merck 公司的这个理由只适用于普通情况下的强制许可，而对于因紧急状态而采取的许可是不受此限的。根据WTO框架下的多哈宣言（《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和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关于实施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6段的决议》，WTO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因艾滋病、痢疾、肺结核及其他流行性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以通过必要的强制许可生产相关专利药品，没有生产能力的国家也可获得由该专利生产的药品。泰国政府基于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做出的决定，只需在决定做出后履行通知的义务。

第二，这个许可并非授予泰国每一家制药企业，而是只有目前指定的这个政府制药组织（GPO）有权生产。通常，强制许可不能转让，且只能在泰国国内实施。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制药企业在没有国外公司技术支持时，根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独立生产。尽管专利说明中已经披露了相关的技术，但实践中经常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诀窍没有公开。而一般来说，如果是由某一家制药企业提出申请强制实施该专利时，该企业必须首先要具备独立的生产能力。此案就是这样，泰国政府制药组织目前只能依靠从印度进口该药的仿制品，预计进口将持续至07年6月，直到他们有能力独立生产为止。这种只能依靠进口而不能生产专利产品的特例是因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薄弱和公众健康问题而做出的，并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决议（《关于实施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6段的决议》）当中加以了明确。这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否则，强制许可很可能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原因而无法有效实施，因而无法解决相关的公众健康危机。

第三，强制许可也要支付适当的报酬，而非无偿使用。如果报酬低的离谱，权利人也是可以要求复审的。毕竟，法律保护的是双方的合法利益。只不过如果确定“适当”的额度，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了。泰国卫生部官员表示，此药在泰国本土生产后销售收入的0.5%将作为报酬支付给Merck公司。对方对此肯定是不满意的，但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决定，Merck公司只能寻找一些其他的途径了。从目前出现的案例看，0.5%的报酬是比较低的。例如，莫桑比克政府对三种治疗爱滋病药物签发的强制许可中，规定许可费不超过仿制药销售总额的２％。而在没有强制许可的情况下，专利药的售价可以比仿制药高出十倍以上。政府的这种做法，严格地讲，是符合本国公众利益的。由此观之，强制许可并非一些人想象的“免费午餐”，不过因这个折扣节省的资金却不是一笔小数目。

出于该原因，Merck公司表示，会尽力劝说泰国政府改变这一决定，并以合理的方式满足泰国患者治疗的需求。他们愿意就进一步降价进行磋商，或者以主动自愿许可的方式授权泰国政府制药组织进行生产。同时该公司仍然强调，自2001年起就已经以“跳楼价”向泰国政府提供该药了，并且在今年三月又削价20%，泰国市面上的价格已经是全世界最低的了。 可见，这个“适当”报酬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规定能够解决的。除了计算经济成本之外，还须考虑来自国际社会各方面的评价。该案是否能够按照泰国政府确定的额度实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无论结果如何，泰国这一举措无疑给本国艾滋病患者带来了福音，也迫使美国公司不得不以大幅降价的方式确保自己能够留在泰国市场。若没有这个强制许可，如此举动是不可能由一个赢利性企业主动做出的。

最后，在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已经消失，且不会再出现时，强制许可应当被解除。强制许可是基于特定原因而颁布的，在该特定因素不复存在时，强制许可也应当解除。法律在给予了弱者一个保护的“法宝”后，自然也不能有偏颇。对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国家，除了解决紧急问题外，这个法宝确实能够成为改变特定行业困境的兴奋剂。



面对药品专利的中国

我国立法者早先就已经在为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做了铺垫，从《专利法》到《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和《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我国构建了一套适用强制许可的规范。但是，像泰国这样的重大举措还尚未出现过，尽管泰国相关法规并不像我们一样详尽。

在抗艾药领域，抑制艾滋病毒复制和提升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方面，国产药品目前已经能够达到与某些进口抗病毒药物一致的疗效，在副作用方面也与国外药品相当。对于“鸡尾酒”疗法涉及的药品，我国已经具备了自己生产的能力，并应用于中国治艾“四免一关怀”政策中，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抗病毒治疗。目前，国产抗艾药价仅为进口药品价格的十分之一，约为每人每年3500元到5000元人民币。

但我国制药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制药企业大多还处于制药产业链的底端。很多企业不愿意花钱也不愿花时间投入到新药研发上，宁愿做一做别人专利已经到期的仿制药，挣点省心省事的“快钱”；抑或是充当一下欧美跨国公司或印度公司（如Cipla西普拉公司）的原料供应商，提供些原料药，赚点“力气钱”。当然，这也是企业实力使然。而部分有实力和远见的原料药企业希望转变到制剂企业，却也是步履维艰。这一现实处境严重制约了抗艾滋病新药的研发与生产。对于二线药品的更新使用来说，高昂的价格依然是很大的问题。

通过实施强制许可来改善这种处境可以是一种考虑的方案，但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并非使用强制许可本身。若通过利用好强制许可这个“法宝”来促使制药巨头与国产药企进行合作生产、扭转技术许可困境，降低药费，也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方法。这样，我们在实际不使用强制许可的前提下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一来不至于使有权决定强制许可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相关政府部门面对过多的压力；二来不会使国际药企与国内药企的合作关系走到冰点。这一美好愿景有个决定性的前提：我们实施强制许可的这张底牌必须要硬，否则，这张“王牌”就不会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而仅被视为一只没有威力的“纸老虎”。从这个角度看，泰国此次的举措也是向西方药企表明了一个态度，并且直接影响到了西方药企一直以来的强硬姿态，为以后国内药企在使用国际药品专利方面提供了间接的政策支撑，增加了国内药企的谈判筹码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