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事再审制度/郭辉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4 04:04:17 浏览: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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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刑事再审制度
郭辉
从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来看，我国并未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只要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便可提起再审程序，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条件。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都可能一再地成为审判的对象。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被称为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依法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 在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审判监督程序这一名称，它们将这一程序分为因认定事实错误而重新审理的再审程序和因适用法律错误而重新审理的非常上告（或非常上诉），后者只有总检察长才能向最高法院提出。
我国提起刑事再审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是提起再审的主体，他们的申诉只是提起再审的材料来源。另外，我国刑事再审不仅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也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对于再审的期限和次数没有任何限制。提起的方式有三种：各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提审及指令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
我国刑事再审的理由包括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证据有暇疵及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职务犯罪行为。这些理由只是规定了影响案件实体处理的理由，而没有把违反程序规定作为再审的理由。
我国刑事再审案件的程序适用是根据该案件在普通程序中的审级来确定的。有的依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可以上诉，检察机关可以抗诉；有的依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不得上诉，检察机关不得抗诉。
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但是有人提出，将实事求是这一哲学上的理性原则直接运用到某一学科领域，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追求案件的真相往往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理想。我国的刑事诉讼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再审制度偏重于追求实质正义，过分夸大了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因此对提起再审的期限和次数未作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导致法院的生效判决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使公众对于司法的权威性和终局性产生怀疑，动摇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而且使被告人时刻面临着被反复追诉的危险，从而遭受不应有的侵害，这与国际公约的规定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是相违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和序终局判决判定有罪或无罪开释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判刑。为了善意履行国际公约，加强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有必要对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进行重构。
1、将“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是沿袭了前苏联的叫法，从名称上看以监督为主。监督在刑事诉讼中的含义很广，既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还包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上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以及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因此这一名称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从字义上理解，审判监督程序，应是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重在纠错，而不论纠正错误后对被告人有利还是不利。且该名称的职权主义色彩很浓，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均是依职权进行监督，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自然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有监督的权力。而现在世界各国的再审程序普遍以对被告人救济为主要目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是申请再审的主体，我国的再审制度改革也应将当事人作为申请再审的主体，而将“审判监督程序”变为“再审程序”，能很好地解决仅有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弊端，从名称上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成为申请再审的主体合法化。
2、提起再审的目的应着重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实现程序正义。
目前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目的着重于查明真相，纠正错误。诚然，追求实体真实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追求不能建立在损害被告人的权利基础上。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要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且要注重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是保障个人基本人权不受政府非法的或无理侵犯的程序”。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普遍将程序作为实现裁判结果的工具或手段，重实体而轻程序，为追求实体真实而漠视程序公正。其实，离开了程序上的公正，人们如何去相信裁判结果是公正的而不是不公正的，因为程序是人们能够看得见的，而事实真相人们不是明知的。如果人们看得见的都不能体现出公正，那对于看不见的又如何去体现呢？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有犯罪事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法官和社会其他公众并不知晓，但只要法官是公正地对案件进行审理，即在程序上保证公正，则其他社会公众便会以他们看见的公正而有理由相信裁判结果也是公正的，尽管裁判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反之，如果在程序上不公正，即使裁判结果很正确，很公正，社会公众也会认为裁判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公正。因此，“公正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实体公正应是程序公正前提下的公正。英国大法官基尔穆尔说过：“必须遵守关于审判活动的程序，即使——在一些例外的场合——有损于事实真相也在所不惜。”美国法官杰克逊也指出：“苛刻的实体法能够被忍受，如果它们是被公平和公正地适用的话。确实，如果在两者之间选择的话，人们宁愿生活在用公正的诉讼程序实施的专制的实体法治下而不愿生活在用不公正的程序实施的宽厚的实体法的社会中。” 可见，人们对于程序公正的追求是多么的强烈。为查明真相，而漠视程序公正，漠视被告人的权利与现代刑事诉讼理念是完全相背离的。正如有学者认为：“追求案件真相是刑事诉讼的当然性目的之一，这是现代各国据以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条件。然而，刑事诉讼又不完全是为了追求案件真相而存在，甚或可以说，刑事诉讼主要不是为了追求案件真相而存在，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把侦查、追诉和审判机关合而为一，同时完全剥夺被告人辩护的权利，放任国家司法机关按照便利原则去开展追诉和审判活动，在查明案件真相以切实打击犯罪的效能上都要高的多，但这是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代诉讼的存在肯定还具有独立于查明真相以外的独立目的。” 这个独立目的应该就是保障被告人人权。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
【内容提要】预防性羁押一直备受理论争议，但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规定的方式明确确立了预防性羁押制度或者承认犯罪预防这一羁押理由，我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也承认了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羁押理由。面对预防性羁押适用的现实需要，只有通过立法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使预防性羁押的潜在做法制度化、规范化，才更符合 权保障与权力规制的目的。
【关键词】预防性羁押 未决羁押 先行羁押 刑事诉讼法修改 无罪推定
预防性羁押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以特殊预防为目的、剥夺被处置对象人身自由的相应措施都可以纳入其中。⑴就刑事诉讼而言，大体可以将预防性羁押的概念划分为广义、狭义两大类。所谓广义的“预防性羁押”，是将“预防性羁押”等同于“未决羁押”，即认为预防性羁押就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以前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予以关押的一种制度，在羁押理由方面与“未决羁押”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例如在法国，1970年以前，其审判前羁押一直被称为“预防性羁押”（détention préventive），后改称为“先行羁押”（détention provisoire）。“当人们怀疑犯罪人有可能继续从事犯罪活动或者有可能为了逃避法庭审判而逃跑时，甚至有可能仅仅是采取各种手段阻止预审法官查明事实真相时（隐藏或销毁、湮灭证据，或者对证人施加压力），即使对受指控人实行司法监督的同时规定其履行特定义务仍然不足以阻止上述危险时，先行羁押看来是不可避免的。”⑵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也是采用“预防性羁押”的概念来指称所有的未决羁押措施。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预防性羁押（Preventive Detention）是指：“对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有逃跑危险、有伤害他人危险或实施其他违法行为危险的被告人，或有精神疾病可能造成伤害的人的监禁。”⑶在我国，也有学者将“预防性羁押”的概念等同于“未决羁押”来使用。⑷
从狭义的角度讲，“预防性羁押”是与“一般性羁押”相对应的概念，两者根据羁押目的的不同而被划分开来。其中，预防性羁押是以预防被追诉者再犯罪为目的的羁押，而一般性羁押是为了“确保被告于侦查及审判中出庭、确保判决确定后接受执行、确保其不会串证或湮灭证据”。⑸在狭义的概念之下，预防性羁押是“出于保护他人和作为社会整体的目的而对被告进行的审前羁押”，⑹“仅限于防止嫌疑人再犯新罪，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安全。而其他诸如逃跑、自杀、妨害证据等防范内容（属于一般性羁押原因）不应包括其中。”⑺可以说，狭义的“预防性羁押”加上“一般性羁押”大体等于未决羁押（或广义的“预防性羁押”）的范围。⑻从学界有关预防性羁押的讨论来看，大多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预防性羁押的，本文也将从这一角度展开论述。
一、预防性羁押的理论争议
自预防性羁押出现以来，有关其是否具备正当性的争论就始终存在。在正反两方的激烈争锋中，否定和批判的观点占多数，但持赞同意见的也不少。概括而言，两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防性羁押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在预防性羁押的情境下，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预测而对其予以羁押有违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这是预防性羁押广遭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反对预防性羁押者认为，“所谓的再犯之虞的判定，是以被告过去所犯之罪为基准，显然认为可以从被告过去之犯罪来推定未来之犯罪，就如同以被告过去之前科来推定被告未来之犯罪一样，也就是有罪推定，更何况所谓的被告过去之犯罪，在此阶段还只是嫌疑而已！”⑼美国大法官Thurgood Marshall在United States v．Salerno案中曾经就无罪推定与预防性羁押之间的关系有过如下经典阐述：“捍卫无罪推定原则经常是困难的，有些时候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必须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但是，到最后，这些原则必定能保护那些无辜的人。当我们通过走捷径来处理我们认定是有罪的人，不仅那些被错误指控的人会被伤害，我们自己也最终将被损害。”⑽赞同预防性羁押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仅仅是作用于审判阶段的一项证据方面的原则，并不要求所有被追诉者在审前阶段亦被作为事实上无罪者来对待。⑾多数赞同观点还认为，作为未决羁押的一种，预防性羁押是刑事诉讼中可以容忍的必要的“恶”；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包括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都有未决羁押制度的相关规定；而在未决羁押的理由上，预防性羁押对无罪推定的违反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审前羁押更严重。
第二，预防性羁押是否构成对公民个人自由、平等、公平审判等基本权利的侵犯。对于该问题，美国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不管社会大多数人受益与否，一个被指控的嫌疑人在审判之前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些原则和实际需要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但是这里不是公平妥协的场合，如果原则受到玷污，那就意味着耻辱和悔恨。”⑿同时，罗纳德·德沃金也认为：“依据某人如被保释将会继续犯罪的预测而把他监禁起来等待审判的作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任何这样的预测，如果它是合理的，则它必须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一个人是一个具有某些特点的阶层的成员，这一阶层比其他阶层更容易犯罪。……然而，以对某一阶层的判断为基础就把某人关进监狱是不公正的，不管这一判断有多么准确，因为它否认了该人作为一个个人而要求获得平等尊重的权利。”⒀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提出，“所谓防卫社会、预防将来犯罪之发生，本属行政警察之作用，并非刑事侦查及追诉之任务，将危险防卫之概念引进羁押之理由中，因权力滥用之结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人身自由将受不当之侵害。”⒁也有批评者从预防性羁押限制被告人身自由、构成审判前惩罚的角度，指出其触犯了被追诉者享有的防御权、公平审判权。⒂关于预防性羁押是否有违社会正义，赞成者认为，如果被告向法官明确表示：“你如果放我出去，我一定再犯罪”，难道不应该羁押此被告以防止其犯罪？释放被告难道与正义不相容？所以应该容许预防性羁押，但对于如何适用应该谨慎、正确。⒃而对预防性羁押是否妨碍被告行使防御权，有观点认为，事实上所有的羁押都会限制被告防御权的行使，并非只有预防性羁押才会如此，这也是羁押的决定应该特别谨慎的原因之一。⒄
第三，预防性羁押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在美国，有批评家认为，有关预防性羁押的法律之所以违宪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正当程序保护。具体地说，颁布的大多数州法律只是模糊地界定危险性，允许没有作出明确的危险认定就可以羁押被告人，并且没有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以保护被告人免被错误地认定具有危险性；而且，即使审前羁押制定法在表面上是合宪的，但适用到具体案件中也可能违宪。⒅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Salerno案的判决中指出，被羁押者根据保释改革法享有包括获得律师帮助、出示证据、反询问控方证人以及要求控方通过清晰可信的证据支持己方观点等多项权利，而法官在作出羁押决定时要提供书面理由。因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这些权利的保护下，审前羁押的程序并不违背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⒆
第四，预防性羁押是否有悖强制措施的本质属性。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强制措施被界定为程序性保障手段，其基本属性为诉讼性与保证性⒇。即使在美国，学者们也认为，审前羁押唯一的合宪目的是保护审判程序。(21)基于上述认识，反对观点认为，以预防再犯罪为目的的预防性羁押与强制措施的本质属性是相违背的。例如，有学者指出：“本来，羁押乃为保全被告之最后手段，而非为预防被告再犯之手段；犯罪之预防乃行政执行法或是保安处分执行法之范畴，而非属刑事诉讼法之范畴。”(22)也有学者提出：“预防性羁押与羁押之制度根本格格不入，因为预防性羁押是预防未来犯罪的保护社会安全措施，已经脱逸羁押原来保全追诉、执行的目的。”(23)对此，赞同预防性羁押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基本上并未清楚地说明，为何羁押制度只能为了保全本案追诉与执行的目的存在，而不能增添新的目的……事实上，在刑事程序中加入一个带有行政目的之羁押原因，真正需要去思考的，是再次国家能被赋予多大的行为尺度？针对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则加以审查？”(24)“尽管审前羁押应当努力确保刑事审判的进行，但是也存在其他的同样被认为是审前羁押合法目的的一些目的。”(25)
第五，预防性羁押是否具备对社会危险性的科学统计依据。预防性羁押是基于某人存在可能实施犯罪的重大危险而适用的，因此对危险性的评估、预测是否准确是预防性羁押适用中的关键问题。“如果审判法官不能预测危险的行为，那么审前拘押就不可能与减少审前犯罪的目的合理有关。”(26)批评预防性羁押者指出，“虽然被保释的被告所实施的犯罪被认为是‘打击犯罪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有关这种犯罪数量的统计却是零碎的，而且也没有相关信息显示这种犯罪能够被提前预测或预防。”(27)有数据显示，只有20％被预测危险的被告人如果被释放会确实犯暴力罪行，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法官的危险性预测会比这更准确。(28)对此，支持预防性羁押者认为，一些被告人具有明显的危险性，例如其具有非常多次犯罪记录等，以至于法官被强烈驱使不能在审前释放他们。(29)
第六，预防性羁押是否不利于被追诉者的再社会化。有学者提出，预防性的羁押理由并不利于刑事政策，因为这种羁押有着众所皆知的极不良的执行条件，即违反再社会化的短期自由刑。(30)反对上述观点的学者指出，“这样的论点并未掌握预防性羁押在刑事政策上的意义。预防性羁押的执行是为了保护社会安全，从来不是为了受拘束者的再社会化……以减损自由刑之再社会化功能的角度去衡量羁押的正当性，是一种误会。”(31)
预防性羁押的理论争议之大，从上述多个角度的正反两方意见对峙可见一斑。总体而言，反对预防性羁押的观点主要是从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未决羁押制度的应然层面提出的，而肯定预防性羁押的观点则更多地是从现实需求的角度予以论证的。
二、预防性羁押的立法例
与上述争锋相对的理论争议不同，预防性羁押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高歌猛进”的发展趋势。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预防性羁押的规定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立法中明确规定预防性羁押制度，采取这种方式的主要有德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第二种是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预防性羁押制度，但事实上包含或承认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羁押理由，例如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
（一）明确规定预防性羁押的立法例
德国是在立法中明确规定预防性羁押制度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在德国，虽然预防性羁押一直饱受学界批判，但立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却越来越广。1935年，纳粹在羁押理由中增加了两项规定：持续的危险性及造成公众的不安。依此，当衡量犯行之轻重以及因此罪行所造成的不安已达无可容忍被告再继续享有自由时，则羁押理由即告成立。(32)虽然上述羁押理由在二战后即遭废除，但由此也开启了德国在预防性羁押问题上不断发展的立法进程：196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法又将危险性规定为羁押理由，但将其限定在性犯罪案件中；1972年，进一步扩张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将其适用于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烟毒犯罪及公共危险罪；1989年，通过刑法修正法将上述适用范围延伸至《刑法》第125a条的犯罪行为。(33)目前，德国的预防性羁押适用于有重要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实施以下犯罪行为的情形：1．犯有与被保护人发生性行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强奸、奸污儿童、强奸或强制猥亵罪；或者2．再犯或连续犯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妨碍社会秩序、以危险方法伤害他人、伤害被保护人、致人重伤、故意重伤、伤害致死、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携带武器进行盗窃或结伙盗窃、抢劫、敲诈勒索、职业性窝赃、诈骗、纵火等危害公共安全之罪以及重大毒品犯罪。就预防性羁押是否正当的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针对有关性犯罪的预防性羁押作出裁判，认为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为保护社会大众免于遭遇重大性侵害犯罪而发动羁押并不违宪。(34)据统计，在2000年，前西德各州共有1071人被采取了预防性羁押措施。(35)
澳大利亚于2005年12月6日出台的《2005年第2号反恐怖主义法》对预防性羁押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四编“控制性和预防性羁押的命令”对1995年《刑法典》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增删。根据该法规定，基于以下目的，对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短期羁押：（a）防止即将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b）为保全证据，或者涉及到了最近的恐怖主义行为。同时也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下列情况下，对其适用预防性羁押：（a）有合理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ⅰ）将要实施恐怖主义行为；（ⅱ）持有与恐怖主义行为的准备、实施相关物品；（ⅲ）已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预备、计划行为。（b）预防性羁押可以预防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c）根据第（b）项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是正当的。(36)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增加了第101条之一第一项规定：“被告经法官讯问后，认为犯有下列各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实足以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羁押之必要者，得羁押之……”该项规定直接确立了台湾地区的预防性羁押制度。之所以在强调人权保障的司法改革潮流中增设预防性羁押，其修法理由是：“当前治安败坏之际，被告有继续或反复实施同一个犯罪倾向，如犯家庭暴力、纵火、恐吓取财、诈欺等罪行，将犯人放出去，其可能再次实施，如此将对社会造成安全上的威胁”。(37)台湾地区上述修法内容公布之后，虽然招致各界批判，但预防性羁押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却日趋频繁(38)，而立法有关其适用范围的规定也呈日益扩大之趋势。2001年6月，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有关预防再犯羁押的上述条款又被修正，增加了可以实施预防再犯羁押的具体罪名。(39)
上述国家和地区有关预防性羁押的规定虽不尽相同，但也包含一致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BOT特许协议法律适用之个人观点
——BOT 相关问题的个人分析
周鸿君
【摘要】：本文笔者分别从争端主体、争端客体、争端可能引起的国际争端等方面分析了BOT特许协议的争端及它们的特点，并据此就BOT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笔者的个人观点和主张。考虑到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本人笔者在提出自己个人相关观点与主张上有一些观点与传统学说有所不同，还望读者多予指正为是。
【关键词】：争端主体、争端客体、争端可能引起的国际争端、法律适用、国际法主体
【正文】：
由于BOT所具有的特殊的法律特征，对BOT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相关研究的争议焦点之一。笔者认为，要想找到法律适用的正确途径，首先得清楚在BOT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有关争端及它们的特点，其次才能从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找到相应的法律适用或提出更为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案来。
一、BOT特许协议的争端及它们的特点。
BOT协议是由一系列相关的协议、合同所共同组成，其中以BOT特许协议为主要协议，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于BOT的内容也将以探讨BOT特许协议为主。
与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或私人之间的合同争议相比，结合上述BOT所特有的法律特征，BOT特许协议争端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争端主体。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或私人之间的合同争议不同, BOT 特许协议争端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是有差别的。国家是国际公法上的主体,而个人或法人则是被视为私法上的主体。如何处理这种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主体之间的争端,就会遇到许多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
、争端客体。BOT 特许协议争端一方面会涉及到投资者在东道国境内的财产权或契约权利、外汇自由汇出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东道国对本国境内的BOT 项目的管理权，有时还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公共利益，同时还可能涉及到东道国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国际义务。由此可见BOT 特许协议争端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广泛，且通常关系到双方的重大甚至根本利益,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贸易争议。（2）
、争端引起的国际争端。BOT 特许协议争端虽然通常发生在东道国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但常常把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政府卷入其中。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往往会借口行使外交保护权而介入争端,对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干预，乃至实行单方面经济制裁，使私人同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上升为国家之间的争端,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使BOT 特许协议争端政治化、复杂化。（3）
二、BOT法律适用个人观点
、从争端的主体上看，笔者认为，在东道国与投资方签订BOT特许协议时应是以一种类似于、而且在法律上应当看作是一般法人（所不同的是，东道国政府经营的是一个国家）的身份进行的，因此，当时东道国与投资方是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的经济行为。适用法律，就应当有在法律事实发生时各方主体所具有的法律身份及双方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以事后的“事实分析”去否认法律的明文规定，这同时也是对法律的一种尊重，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所以，适用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的法律去解决BOT特许协议上的争端是BOT法律适用应有的最根本的途径。
、从争端的客体上看，笔者认为，由于政府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即其具有双重身份。权利的获得总伴随着义务的承担，因此，东道国政府在获得上述第二种身份的同时，就同时地承担了保护国家利益的义务。由于BOT都涉及到在BOT特许协议签订时所无法估计到的事情的发生，从而影响到东道国使用者的利益，有时甚至直接涉及、影响到东道国的国家利益（如战争等特别时期），这时，东道国政府就必然地得权衡本国的国情和投资方利益两个方面，对其行使价格决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监督权，由此又影响到了投资方的利益的实现。这也是投资方在签订BOT特许协议时最为关心和担心的问题。
对于当东道国政府对投资方的相关投资建设的项目在协议经营期限行使价格决定权以、管理监督权等行政干涉时，投资方应如何得到法律的保护问题也是历来关于BOT法律适用问题争议最大的一点。笔者认为，出现上述情况时的法律适用问题其实主要是适用商事法律，还是适用行政法的问题。从第一点的分析中，笔者已经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个人主张：“适用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的法律去解决BOT特许协议上的争端是BOT法律适用应有的最根本的途径”，即主张以相关的商事法律为解决的最根本的途径。这是BOT争议法律解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当出现上述特殊情况时，笔者认为，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允许东道国政府在“以保护国家、公众利益为唯一前提下、”“在合理范围内”、“与经营方协商后”作出“必要的”相关政策的调整，而此时，经营方有义务配合东道国政府的合理的行政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的相应的争议可适用行政法律，否则应坚持适用商事法律（比如东道国政府违反上述几点强调的前提作出的行政决策，并较大地影响到了经营方的利益时）。
、从争端引起的国际争端看，由于这涉及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的利益问题，所以相关的问题也也BOT法律适用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笔者认为要很好地看这个问题，就首先得看什么是国际法及国际法的主体有哪些。
国际法是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笔者认为，现今的跨国公司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企业力量都很强大，有的甚至富可敌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也已极其可观，已成为一种商事效中的主要力量之一。故笔者认为，为了维护这些日渐在世界经济交流与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企业，及促进世界经济更好的发展，我们应当赋予跨国组织以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因此，笔者认为，如果BOT签订中的投资方是外国投资者，则应当认定为具备国际人格的法律主体，这是由他们的投资力量等方面决定的（一般来说，能参与到一个国家的BOT项目中的投资方都具有资金力量雄厚的共同点）
由此，本文笔者认为，当东道国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发生BOT 特许协议争端时，应当适用以国际相关的商事法律约定为主，迟可能地避免出现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借口行使外交保护权而介入争端,对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干预，乃至实行单方面经济制裁，使私人同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上升为国家之间的争端,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使BOT 特许协议争端政治化、复杂化的问题的出现。而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直接在BOT协议书中约定相关情况的处理方式，最保障的做法则是在东道国的法律中明确相关争端的法律适用。
【注释】：
（1）、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第710页
（2）、翁国民 毛骁骁：《论BOT特许协议争端的解决途径》
（3）、同（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