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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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向 新 世 纪 的 中 国 法 理 学

检察日报1999年10月1日

中国法理学将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法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都关注的时代课题之一。根据中国法理学的现状和趋势，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理学——　
　一、将从统一发展走向多元发展与综合统一之间彼此互动的良性循环。中国法理学在本世纪初创，发展到现在，其主流基本上是统一的。在前五十年，基本上统一于移植的西方法理学模式。在后五十年中，则经历了模仿、冻结、恢复、改革和初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文革”后，我国法理学以恢复“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发端，作出了将其变更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改革。随后，中国法理学开始了以“法学基础理论”为主旋律的统一发展。其线索，一是法理学研究的发展，二是法理学教材的发展。从研究来看，经历了恢复、反思、创新三个阶段。研究的成果大多数被不断更新的法理学教材所吸收、固化。如果说法理学研究侧重的是多元发展，法理学教材则侧重的是综合统一。法理学统一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在二十一世纪，这种状况还将继续，进而形成“多元发展”作龙头、“综合发展”稳步跟进的总体态势。这既符合理论发展的逻辑，也是由学术研究与教材发展的关系、独立教材与统编教材的性质所决定的。多元发展与综合统一将在多元发展的带动下，相互促进，进而促进整个法理学的发展。　　二、将从既有理论走向保存精华与开拓创新相互结合，可望形成不同的法理学学派。中国法理学的既有理论，是中国从古以来所产生、形成、借鉴、吸收，延续至今的法学一般理论、观点的总和。对于既有的法学理论，要进行的不是抛弃，而是审视和吸收；不是固守，而是继承和发展。既有的法学理论中包含着一代又一代法学家智慧的结晶，其中不乏精华。既有法学理论是未来法学理论萌生的前提和基础。彻底否定了既有法学理论，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新的法学理论存在的依据。新的法学理论并不是与既有法学理论绝对对立的两个事物，它仅是既有法学理论的更新与发展，毋庸置疑地包含着既有法学理论的优秀部分。因而，既有法学理论，不论是中国古已有之，还是从苏联、西方得来的舶来品，还是结合中国国情的独创，都应受到理性的善待。
　　在新世纪，中国法理学尤其需要开拓创新。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和新型政治体制的建立，随着一国两制的推行和法律全球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必然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
　　在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正经受着如何保存既有精华与如何开拓创新的历史考验。由于创新路径、方法、着眼点的差异，不同的法理学学派将由此而产生，法理学也将因此而更加繁荣。
　　三、将从历史积淀的现实走向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的对立统一。现有的中国法理学主要是苏联法理学、西方法理学与中国原有法理学思想相碰撞而积淀形成的。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国法理学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经济状况，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状况必然会制约中国的法理学状况，不仅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过去，而且也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现实和未来。中国的文化状况，包括法律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等都会影响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他们尤其主导着中国法理学的价值取向，进而渗透进法理学的各个方面，乃至浸润整个法学。中国文化的中国特色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同样会给中国法理学以深深的烙印。中国法理学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无法否认的中国特色。中国法理学的前后相因的传承关系，所传递和保留的必然有中国特色。中国法理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因为它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它才得以在世界法理学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世界法理学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法理学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有一个融入世界大潮的问题。开放的中国法理学必然、也必须走向世界。
　　中国法理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它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前提下走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保留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法理学走向新世纪的对立统一之路。　　四、将从法理学独自发展走向概括部门法学与指导部门法学二者并重。部门法学是法理学的实证来源和经验支持，它们为法理学的发展提供实践材料。法理学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概括，也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指导；应是部门法学的力量基础，也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升华。法理学必须处于科学的位置，担负起应有的理论责任。长期以来，中国法理学却无视部门法学的发展与要求，我行我素，以致形成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各自发展、相互封闭的畸形状况。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部门法学有一定责任之外，主要的责任还应归之于法理学本身。如果法理学有足够的能力，对部门法学既概括又指导，那么，部门法学也就不会无视法理学的存在及其发展。由于法理学自身发展水平的局限，其作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即使部门法学由于缺乏理论概括和理论指导而显得肤浅，也使法理学由于不能概括和指导部门法学而显得难堪；既阻碍了部门法学的发展，也禁锢了法理学的活力。　　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中，它概括部门法学、指导部门法学的形象已经初露端倪。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尤其是经过法理学家的辛勤耕耘，下世纪，实现法理学概括和指导部门法学的目标，已为期不远。
　　五、将从老一代法理学家身先士卒走向老一代法理学家作指导与中青年法理学家作先锋的时代交替和使命转换。中国法理学在经历了历史浩劫后，恢复它的是历经苦难的老一代法理学家。他们或参与了共和国法制和法学的缔造，或直接求学于苏联或苏联专家。风风雨雨，使他们备受创伤。一旦春风徐来，他们就强忍着满身伤痛，重振精神，为中国法理学的恢复不辞辛劳，为中国法理学的反思殚精竭虑，为中国法理学的创新赴汤蹈火。应当肯定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家是极其悲壮，极其可敬可佩的。在所有法学家中，法理学家所受的创伤最重，所冒的风险最大。每当回想起中国法理学的重创历程，我们不能不向老一代法理学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现在，老一代法理学家大多数年事已高。在他们的教导下，新一代中青年法理学家已崭露头角。在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正面临着时代的交替。老一代法理学家身先士卒的法理学领域，自然地出现了老一代法理学家作指导与中青年法理学家作先锋的学术队伍新格局。
　　值此世纪之交出现的法理学家的新老更替，不仅仅是年龄结构的调整，更是学术使命的转换。如果说老一代法理学家的历史使命主要是重创中国法理学，那么新世纪的青年一代法理学家的使命则主要是更新中国法理学，使中国法理学在新的世纪获得新的创新和发展。




一、我国融资融券交易的所涉及的法律关系

　　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一个交易指令包含三层法律关系，即证券买卖关系、借贷关系、担保关系。与普通买卖一样，融资融券交易也是一种商品买卖，其买卖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证券。客户委托作为证券经销商的证券公司为其买卖证券，证券公司为客户申报，成交以后以结算参与人的名义参与登记结算公司组织的清算、交割。[1]客户向证券公司借贷资金或者证券而在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在融资交易中，客户向证券公司购买证券，客户仅实际支付部分资金，剩余资金在证券交易结束后由证券公司代客户垫付，客户向证券公司提供担保；在融券交易中，客户向证券公司借入证券，不支付价款而只提供担保。由此，在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形成借贷关系，证券公司为债权人，客户为债务人。融资融券交易扩大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证券公司必须要求客户提供相应的担保以控制风险，担保关系在融资融券交易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向客户融资、融券，应当向客户收取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保证金可以证券充抵。第25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将收取的保证金以及客户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全部价款，分别存放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作为对该客户融资融券所生债权的担保物。第26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逐日计算客户交存的担保物价值与其所欠债务的比例。当该比例低于最低维持担保比例时，应当通知客户在一定的期限内补交差额。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的，证券公司应当立即按照约定处分其担保物。由此可见，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除了事先必需缴纳一定数量资金（或者以证券折价）之外，其还必须为债务向证券公司提供担保，融资所买入证券和融券所卖出的资金都必须作为担保物，分别存放在以证券公司的名义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以确保证券公司债权的实现，从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担保关系。当客户担保物的价值与客户的债务低于固定比例时，证券公司通知客户向其补交差额，作为追加保证金，否则证券公司为控制风险可以强制平仓，即处分担保物。
二、我国融资融券交易债券担保制度的法律困境

　　（1）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物权法》中缺位

　　由《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14条、24条、25条、26条对担保制度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融资融券交易突破了我国《物权法》对担保制度的规定框架，充分借鉴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制度，创造性的引入了学理上的让与担保制度这一非典型担保制度。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国家经由学说引导，判例确定其合法性而发展起来的由习惯法加以调整的非典型的担保方式。[2]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权利转移于债权人，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于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可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3]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确立了让与担保制度，因而在证券信用交易中让与担保不存在法律障碍，而我国《物权法》中只规定了保证、质押、抵押、留置和定金，对让与担保制度的规定尚属空白，根据《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此属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不得由当事人任意约定。因此，融资融券交易中让与担保属于物权法规定之外的一种担保方式，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法律困境。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的，证券公司应当立即按照约定处分其担保物。”此项规定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流质契约。所谓流质契约，又称绝押契约，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设立抵押或质押时，在担保合同中规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而担保权人尚未受清偿时，担保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4]我国《物权法》对流质条款作了禁止性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债权人趁债务人之危牟取暴利，从而更好的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而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担保证券账户内的证券和担保资金内的资金作为担保物，其处分权有条件的转移给了券商，当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时，券商可以强制平仓，处分担保物。这与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直接将担保物转移给债权人没有本质区别，所以，让与担保实际上是虚伪表示、规避流质条款的规定，与我国现有法律禁止流质条款的规定相悖。

　　（2）股票作为担保物与《担保法》相冲突

　　我国《担保法》规定股票作为担保物只能采用质押的担保方式，并且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25条、26条的规定可知，融资融券交易让与担保的担保物可以是股票，在以股票为担保物时，该股票存放在以证券公司名义开立的担保物账户内，所有权转移给证券公司。[5]另外，《担保法》第78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由此得出，股票质押必须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否则质押不生效。在我国融资融券交易让与担保中，股票作为担保物不需履行登记手续，只需要交付担保即生效。当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时，证券公司强制平仓处分担保物。这些做法都与《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背道而驰。根据《立法法》第79条之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在规范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时，很可能由于其与《物权法》、《担保法》等上位法相抵触而归于无效，致使法院在审理融资融券具体案件时对选择如何适用法律陷入困境。
三、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信托关系的法律困境解除的对策

　　（1）引入让与担保制度

　　担保制度是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的核心制度之一，它不仅关系到证券公司债权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关系到证券市场的整体性风险防范及金融市场的稳定。让与担保制度是一种设计高效、便捷的、符合融资融券交易的特点和规律的担保方式，是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的最合适的担保方式，相对于传统的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其生命力在于：有利于兼顾效率和安全，平衡担保权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担保物的效用，促进资金融通，有利于简便担保手续和操作环节，降低担保成本。[6]但是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其合法性备受质疑。法律制度必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需要相适应，社会的变更、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在融资融券交易已经正式推出的今天，针对让与担保制度面临的法律困境，修改《物权法》和《担保法》中的担保制度成为必然选择。在《物权法》中新增让与担保的规定并明确让与担保的主要内容，修改《担保法》中股票质押的规定，扫除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担保制度的法律障碍。目前我国法学界对让与担保制度能否与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制度并列而成为一种新型的典型担保物权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是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肯定说和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否定说。如果让与担保制度涉及众多理论和立法争议，不适合在《物权法》中直接引入让与担保制度，我们可以选择在《物权法》中对融资融券的担保制度作出特别规定，为其适用留下法律空间，再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让与担保加以确定。

　　（2）建立最高额质押制度

　　通过对现行融资融券规定担保机制的解构,立足我国立法和司法的本土资源，可发现我国并不乏合适的担保机制——最高额质押(《物权法》第222条)。依据该构造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和证券机构就融资或融券达成最高额质押协议，利用融资购买之券或者融券出卖所得之资质押担保证券公司债权实现。其中最高额是指由初始保证金额和保证金比例所决定的证券公司最高授信额度。在实际操作中，当特定账户价值低于约定或法定最低担保维持比例时，质押权人可要求投资者追缴保证金；若投资者不能按照要求提供，则可以处分担保品并从中优先受偿。以最高额质押为基础构建融资融券担保机制不仅可行，而且必要。[7]
四、结论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融资融券交易债权担保制度存在合法性缺失的缺憾，各种规定也相当混乱，导致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具有较大的制度风险。立法者一方面认识到现行质押形式的不足，于是在法条中将该担保财产定位为信托财产，构建了以客户为委托人，券商为受托人，二者为共同受益人的信托关系，希望借此避免适用和突破现行有关担保的法律规定，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的《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里进一步强化信托的名义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的界分；另一方面，担保证券和担保资金在根本用途或目的上又不完全于信托，其本质仍然是担保物。债权担保与信托这两种建立在不同所有权概念基础之上又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被奇怪的纠结在一起出现了法律概念之间令人费解的嫁接或搭配。[8]因此，在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债券担保制度举足轻重，制定完善的债券担保制度有利于控制和化解市场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泡沫经济，其意义十分重大。
【作者介绍】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