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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通知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科教)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委员会、高教(教育)厅(局)、主管毕业生调配部门，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要求，现对加强高等学校毕业生(含毕业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高等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重要任务。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专门人才，使他们毕业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和生力军，需要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分配在各个阶段和环节上切实加强培养教育工作。

　　毕业生思想教育，是高等学校培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不仅是搞好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重要保证，而且是进一步提高毕业生政治思想素质的重要一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能否服从国家需要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衡量学校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毕业生的素质和精神面貌如何、是否受社会的欢迎，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不仅关系到教育的成败和学校的声誉，而且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各有关领导部门和高等学校，要深刻认识做好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抓出成效。

　　(二)认真总结经验，切实解决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高等学校实行了毕业生分配办法的改革，取得了较好效果。与此相应，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也有所改进和加强。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教育的形式有所创新，思想教育与解决毕业生实际问题的结合更加紧密。一些学校在分配工作任务比较重、难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始终坚决抓好毕业生思想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许多专、兼职政工干部和教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毕业生经过毕业教育，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显著提高，绝大多数愉快地服从了国家分配，并涌现出一批志在四方、献身四化的先进典型。有的学校已初步形成了以服从分配为荣的良好风气。但是，还必须看到，各地和各校工作开展的水平还很不平衡，一些地方和学校对做好毕业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工作抓得不力。有的学校不是从提高毕业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四有”人才的高度来抓这项工作，而仅仅满足于把毕业少送出学校了事。特别是对毕业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薄弱，有的甚至处于无人管、无人问的状态。从整个工作来看，许多高等学校对新时期毕业生思想上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研究不够，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各方面的配合也不够好。各地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要认真总结几年来的工作；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找出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把工作水平提高一步，以适应形势和改革的要求。

　　(三)分析研究新时期毕业生思想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

　　在新的历史时期，毕业生思想情况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主流是好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改革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大学生眼界开阔，学习勤奋，振兴中华的愿望更强烈，有利于激发他们投身改革，建功立业，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但由于受国内外各种思潮的影响，他们中有些人对理想、人生、事业的追求往往又呈现出两重性。有的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但又不愿从艰苦的、扎扎实实的工作做起；有的想尽快成才，但又过分强调个人志趣，在选择工作志愿时往往忽视国家需要。

　　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对毕业生进行形势任务和政策教育，激励他们为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而贡献力量。但由于受社会上一部分人“一切向钱看”、“事事讲实惠”等思想的影响，助长了一些毕业生在选择工作志愿时不考虑事业前途，只追求福利待遇，留恋大城市，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的思想。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社会各方面对大学毕业生的迫切需求，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的初步形成，给搞好毕业生分配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给毕业生施展才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些毕业生不能正确估计自己，个别毕业生甚至产生了“待价而沽”的错误思想。

　　分配办法的改革“供需见面”的实行，有利于把分配工作做得更细，把毕业生分配使用得更好，进一步做到学以致用，充分发挥毕业生的业务专长。但由干部分毕业生对分配改革的目的、意义和做法缺乏全面了解和正确的认识，出现了一些片面或错误的理解，如有的认为改革就是不要计划分配，可以随意自找工作单位等等；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还将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这一方面给我们做好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同时也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各地主管毕业生教育的部门和各高等学校，要注意研究、探讨新时期的毕业生思想情况和特点，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和利用有利条件，因势利导，解决新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创造性地做好新形势下的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

　　(四)明确毕业生思想教育的主要任务和要求。

　　根据培养“四有”人才总的目标和毕业分配的要求，高等学校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关心毕业生的健康成长出发，在大学几年培养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毕业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教育毕业生认清形势，明确责任，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事业心，自觉地按照国家需要选择工作志愿，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帮助毕业生做好艰苦创业、献身四化的思想准备，使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能够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要以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核心，着重对毕业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理想纪律教育、分配方针政策教育和走向社会的预备教育。

　　通过形势任务和政策教育，引导毕业生认清改革和开放的大好形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前景，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启发他们不忘党和国家的抚育培养，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化强烈的爱国之情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立志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无私地贡献给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通过理想纪律教育，帮助毕业生树立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并把它引导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上来，帮助毕业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树立崇高的事业心；启发毕业生深刻认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道理，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国家需要与个人志愿的关系，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积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通过分配方针政策的教育，要向毕业生宣传分配改革的目的、意义和做法，讲明分配方针、政策制订的客观依据，讲清学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权力、责任和义务，使毕业生深刻认识到分配办法的改革和分配方针原则的制订体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结合，符合毕业生的根本利益，调动其内在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顾全大局，自觉地服从分配计划的安排。

　　各不同科类院校还应根据本校、本专业特点，对毕业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走向社会的预备教育。通过教育，使毕业生更加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同时使他们既要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信心，又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社会，勇敢地走向生活，虚心学习，积极进取，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五)改进教育方法，讲求教育效果。

　　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毕业生思想情况，切实掌握毕业生思想脉搏，使每一项教育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要注意采取毕业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各种有吸引力、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教育活动。近几年来各地和学校组织历届毕业生中先进分子作报告，组织应届毕业生赴边疆考察，召开志在四方座谈会、先进代表表彰”会，请英模作报告，请校友回校座谈，请用人部门到学校宣传等教育活动，都受到了毕业生的欢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抓典型树榜样的方法，效果更好。各地和学校应注意总结这方面经验，进一步摸索更好的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效果。

　　毕业生思想教育还应与其它有关教育和管理紧密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与毕业生思想实际结合起来，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毕业生服从国家需要教育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结合起来，把深入细致的毕业生思想教育与严格的行政管理、组织纪律结合起来。要认真做好毕业生鉴定工作，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毕业生思想教育要做到有计划的安排，立足抓早抓紧抓好。要全面了解每个毕业生的德、智、体和家庭情况以及对毕业分配的想法和态度，区分不同层次，掌握重点和难点，把工作做深做细。调配工作开始后还要认真抓好集中教育。

　　毕业教育要有一定的气氛。要充分发挥校内广播、校刊等宣传工具的作用。新闻单位和高等学校要加强联系，密切配合，进一步搞好宜传报道工作，从学校到社会形成一个鼓励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的舆论。

　　(六)加强领导，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

　　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牵涉面广，政策性强，时间紧，任务重，要做好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科教)部门要及早做出安排和部署，动员各种宣传力量，积极配合毕业教育，造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教育和调配部门，要担负起指导本地区高等学校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的责任，在布置检查分配工作的同时，必须布置检查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要按照团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在党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配合教育部门做好这项工作。各高等学校要很好地动员党、政、工、团及广大教师、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等各方面的力量来做这项工作，做到组织落实，工作落实，真正抓出成效。要重视发挥教师的积极作用，要求他们同时担负起思想、业务两方面的指导责任，教育、指导毕业生很好地按照国家需要选择工作志愿。要很好发挥党团员和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要进一步做好家长工作，要求他们很好教育和支持自己的子女服从国家分配。毕业生家长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要积极协助学校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各用人单位也要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

　　认真抓好分配纪律，坚决抵制不正之风，是搞好毕业生思想教育和分配工作的重要保证，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要根据中央端正党风的要求，进一步贯彻中纪委的有关规定，坚持分配原则，执行分配政策，严肃分配纪律。有关领导和参与分配工作的干部要以身作则，秉公办事，作出表率。对不顾党纪政纪干扰分配工作，搞不正之风的，要坚决查处。

　


从诉权看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扩大

金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就形同空文，诉权正是这种保障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1款的规定不恰当地缩小了民事诉讼启动主体范围，限制了公民的诉权。目前学界所通行的诉权二元论所存在的缺陷也不利于对诉权进行完善的保护。有必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对诉权进行探讨，为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扩大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关键词]：诉权 权利保护要件 启动主体 制度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种直接利害关系通常被定义为两层含意：请求法院保护的民事权益属于自己或受自己管理、支配并且这种利害关系是形式上的。由此可知，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不得提起民事诉讼。这种对诉讼启动主体适格性的限定过于狭窄，不利于对公民权益的保护。本文将结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诉权及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扩大进行分析，浅作探讨。
一、诉权是宪法权利
自然法观念孕育阶段，民众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中便包含着一个重要原则：“当事人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nemo judex sine actore）。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西方法治的发展，诉权被许多国家确立为公民基本宪法权利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其第５条和第６条规定民众享有接受裁判、第７条规定民众在民事诉讼中享有接受陪审裁判的诉讼权保障。基于二战期间人权被漠视与任意践踏的残酷现实，现代国家，尤其是德、日、意等国特别注重对人基本权利的保护，诉权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日本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中包含了对民众诉权的保障，新宪法第３２条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２４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自己权利与合法利益，得提起诉讼。”一些国际公约也对诉权的保障做了相应的规定。《世界人权宣言》第１０条规定：“人人于其权利与义务受判定时及被刑事控告时，有权享受独立无私之法庭之绝对平等不偏袒且公开之听审。”《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在一件诉讼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相反，我国现行宪法甚至没有对诉权作出明确规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公民即有提起诉讼、通过国家司法程序以实现其权利或恢复其权利原始状态的权利。要寻求国家公权利救济就必须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必然涉及到诉权的行使。诉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宪法基本权利中的任何一种。而我国宪法却未将其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从宪法层面上讲公民的诉权是缺乏保障的。虽从有关的诉讼制度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之事实可看出，我国事实上承认国民的诉权。但在诉权国际化、宪法化和对外交往日益频繁的趋势下，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诉权为基本权利以突显其宪法性地位有十分的必要。
二、民事诉权的内涵与外延
民事诉权是诉权的一种，指当事人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我国现行民事诉权理论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虽然我国学者在移植时对其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并未改变其二元论的实质。一般认为诉权包括两层含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对于两者之含义国内学界又有不同的争论：
1、程序意义上的诉权：(a)法定权利说：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b)请求司法救济说：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c)诉讼程序请求资格说：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民事争议主体依据民事诉讼法获得的要求法院开始和进行诉讼程序以解决相关民事权利争议的请求资格。
2、实体意义上的诉权：(a)实体请求权说：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根据实体法规定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当事人主张实体请求的权利；(b)实体权利实现说：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民事权益的权利；(c)实体权利请求资格说：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一方依据实体法规定获得的，通过诉讼程序向相对方主张实体权利的请求资格。
法定权利说的缺陷在于，若法律没有赋予，或限制当事人进行诉讼，当事人程序上的诉权即被剥夺或限制，其实体权利无法受到有效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有此嫌疑。请求司法救济说把司法权架于公民诉权之上，司法救济似乎成为国家的恩赐，没有正确定位司法权。请求资格说把诉讼权表述成一种资格，把诉讼主体看作是民事案件的一个程序和实体的启动主体看待，一旦法院做出确认诉讼主体资格的确认行为，主体之诉权就得到了实现，并不关注具体诉权内容的实现。
诉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未经法定程序不可被剥夺；作为一个整体，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并为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平等地享有。结合我国当前的诉权理论并借鉴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学者的观点，可引入权利保护要件说，把诉权的存在归于权利保护要件的成立。
权利保护要件可分为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和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
1、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
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包括当事人适格要件和保护必要的要件。
当事人适格要件是指当事人就特定的诉讼标的有实施诉讼的权能。这一要件与我国民事诉权理论中所指的程序上的诉权有相似之处。只要具备这一要件，当事人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不得以实体法对具体权利未做相应的规定而据绝受理。其外延体现为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和申请再审权。
保护必要的要件是指对于本案寻求司法保护的当事人，法院有保护其权利的必要，也就是说当事人在法律上有承受法院判决的利益和权利。其外延表现为应诉权和接受裁判权。这一要件在我国的诉权理论中是缺失的，尤其是接受裁判权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更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
引入此要件，对于完善我国诉讼实践有重大意义。法院可依此防止公民滥用诉权，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其次，把接受裁判作为诉讼主体的一项权利可强化当事人的权利意识；把对争议事实做出公正判决作为法官的义务，有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合理地设定保护必要要件可以改变当前诉讼主体狭隘的现状，适当地扩大诉权主体的范围，对于保护公民个人及社会利益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2、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
实体上的要件实际上是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保护要件，即当事人所主张的实体权利的正当性。此要件是当事人通过法庭审判最终实现诉权的关键，也是法院进行裁判的依据，具备这个要件的当事人的诉权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实体权利保护要件与二元说中实体上的诉权相类似。是当事人诉权存在与实现的实体依据。其外延表现为“胜诉权”。虽然实体保护要件究竟存在于哪一方在法庭判决前是未知的，但它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争议双方之一方或第三方。若具有实体保护要件一方的相关诉讼请求得到法庭的支持，其实体权利就有实现的可能。

三、民事诉讼启动主体扩大的现实基础
只要当事人具备了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且其所主张的权利具有正当性（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当事人就可以行使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主体的规定是基于传统的民事私法理念：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利益得到最大满足社会利益也就得到最大满足，因此个人只需关注其自身利益（直接利害关系）即可。
现实恰恰与此相反。公民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关注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若社会利益妨碍了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就可能因此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另一方面，若社会利益的保护可以促进个体利益最大化，个体就会积极地参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出于个体自己管理、支配之外权益的受损很可能对个体的直接利益产生影响。如果直接利害关系人不提起诉讼，相关的危害行为不被制止，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维护。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个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在防止公民滥诉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地扩展诉讼主体的范围，扩大公民对自身利益关注的正面效应。诉权若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广泛地为公民所享有，未经法定的原因和程序，公民的诉权不能被剥夺。诉讼主体对于损害自己权益的事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受理此类诉讼纠纷是法院对民众的义务，立法、司法机关不应就此种损害对诉讼主体有否“直接利害关系”设置诸多限制。
其次，社会是由个体有机组合而成的，社会利益需要全体成员共同维护，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个体利益的损益并非不涉及国家、社会的利益；社会、国家利益的波动也会影响到个体权益的实现。当某危害事实出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不仅与此危害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因危害事实间接遭受损失的相关主体也应可提起诉讼。
其三，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并非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案件，也包括了部分商事案件、经济法案件和劳动法案件。在对上述案件的处理中，其价值理念和传统私法理念是有冲突的。这些案件不停留于个体私益层面而更多地涉及公众利益，当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冲突时，必要时个体利益应让位于公众利益。若法律规定上仍将诉讼主体资格局限于传统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就无法对此类纠纷做出有效的调整。
四、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构建
为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社会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公民诉权的实现，很有必要放开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对诉讼主体资格限制，扩大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资格的设定可从两个层面进行界定：一般民事诉讼案件启动主体和特殊民事诉讼案件启动主体。
（一）一般民事诉讼启动主体
一般民事诉讼是指传统民法所规定的仅涉及个体利益或虽涉及团（群）体利益但是此团（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与此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所进行的诉讼。其启动主体即如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特殊民事诉讼启动主体
与案件有关的法益虽不直接涉及个人利益但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此而进行的诉讼为特殊民事诉讼，如对部分经济法、劳动法案件所进行的诉讼。此类案件的诉讼启动主体则可扩展到“检察机关以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1、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
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是与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相吻合的。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现行诉讼法体系，检察机关在传统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直接监督方式是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种事后监督形式单一而缺乏操作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不相称。
为更好地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职能，同时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应该具有完整的、全面的诉讼监督权，这种“完整性”、“监督性”应直接体现在检察机关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享有诉权。
2、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不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相关团体，其所关注的绝非仅仅只有与其直接相关的利益。当事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也使得他们在关心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件之外，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了诸如环境公害、垄断之类的案件。通过放宽起诉条件，扩大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范围，对鼓励公民积极维护其权利，充分发挥法人及社会团体相对于公民个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物质及技术优势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书目
1、《民事诉讼法》，江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