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规定（已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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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实施“九大行动”的意见

农发［2006］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机、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部决定2006年启动实施“九大行动”。现就“九大行动”的组织实施提出如下意见：

　　一、把握总体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行动等“九大行动”，是适应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结合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实际，提出的“十一五”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是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战略抓手。实施好“九大行动”，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施“九大行动”，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各项部署和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根本任务，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攻方向，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强化措施，注重实效，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基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明确主要任务

　　（一）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科学规划，集成资源，省部共建，以点带面，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以培育主导产业为切入点，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饮水、能源、道路、居住、通讯等条件。着力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益。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二）实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保护基本农田，稳定种植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以实施重大粮食项目工程为手段，以主攻单产为核心，着力提高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和抗御风险能力，切实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十一五”期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0000亿斤水平。实施良种补贴和科技入户工程，重点推广10项增产增效技术。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等项目，推动科学施肥。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和新一轮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加强主要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防控，抓好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促进粮食加工转化和运销。

　　（三）实施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促进行动。以《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为依据，遵循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规律，准确把握我国优势农产品产业带所处阶段及其特征，采取综合性措施，全面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重点加强黄淮海专用小麦、三江平原水稻、新疆棉花、西北黄土高原苹果、浙南闽西粤东柑橘、桂中南双高甘蔗、东北奶牛、黄渤海出口水产品等8个产业带建设。加大优良品种培育推广力度，切实提高良种覆盖率。加强标准化生产（养殖）基地建设，全面提升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农业标准化水平。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基地与农户、基地与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加强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增强产业带建设的保障能力。

　　（四）实施农业科技提升行动。以提升农业科技支撑和引领能力为核心，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为重要目标，促进科研攻关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转变，技术推广由注重单项技术应用向系统集成技术应用转变，农民培训由注重数量向数量和质量并重转变。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促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加强农民科技培训，培养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加快建设电脑、电话、电视“三电合一”的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推进农业信息化。

　　（五）实施畜牧水产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大力推广健康养殖，重点发展畜牧业养殖小区和规模场户，积极推进水域滩涂资源合理利用，加快畜牧水产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产业化步伐，使养殖业尽快从单纯追求数量向数量与质量、效益与生态并重的方向转变。加快推广畜禽水产良种，重点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场、原种场、资源保护场，培育一批水产良种示范户。加强畜禽养殖小区的规范化建设，建成一批标准化畜牧业养殖小区、水产生态养殖示范区。对养殖生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大力推进畜牧水产业产业化经营。

　　（六）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力争龙头企业集群有大发展，农产品加工水平有大提高，农产品品牌建设有大突破，农业产业化带动能力有大提升。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扶持力度。扶持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完善产业化经营的利益联结机制。完善政策，加强示范，提升农产品加工水平。充分发挥乡镇企业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七）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按照质量安全和绿色生态的理念，推进农业标准化，加强例行监测，强化市场监管，建设安全流通渠道，推进农业生产源头的洁净化、生产与经营的标准化、质量安全监管的制度化、市场营销的现代化和经营品牌化，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制修订一批农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设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场）。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改造升级，促进农产品安全高效流通。大力培育农产品品牌。深入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

　　（八）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行动。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以农村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为切入点，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循环农业发展，实现家居环境清洁化、农业生产无害化和资源利用高效化。大力普及农村沼气，开发农村清洁能源。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实现农村家园清洁、水源清洁和田园清洁。以村为单元，建立乡村物业。加强农业资源的保护，推动生态产业发展。

　　（九）实施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行动。坚持预防为主，严格执行动物防疫法律法规，落实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方针，切实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实行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加强重大动物疫情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鼓励和支持各地按照标准建立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加强动物卫生执法监督和动物防疫法制建设。加快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稳定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强化科技创新功能，提高我国动物医学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

　　三、强化工作责任和实施措施

　　各级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实施“九大行动”的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责任和落实措施，确保“九大行动”稳步推进，务求取得实效。

　　（一）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各级农业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根据各项行动方案的要求，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提出切实可行的落实措施和实施步骤，对各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进度，每个时期抓什么，都要有明确的要求和有力的保障，要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二）落实工作责任制。按照整体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层层落实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农业部门要具体分解任务，把责任落实到单位和负责人，确保“九大行动”的每项任务、每个环节、每项措施都有人负责抓落实。强化领导责任制，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增强责任感，加大抓工作落实的力度，认真组织完成好本单位承担的各项行动的具体任务，并切实抓出成效。

　　（三）精心组织实施。各项行动的牵头单位要精心组织，积极动员技术推广部门、科研单位以及相关部门参与行动实施。创新工作机制，形成责任明确、分工合理，密切配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整合现有项目、资金、技术和人力等各种要素和资源，以中央投资为引导，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农业部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共同推进各项行动的实施。建立与行动实施相适应的联席会议制度、工作督导制度、领导联系点制度，加强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行动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四）大胆探索创新。各级农业部门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围绕“九大行动”的实施，深入分析新情况，科学把握新特点，创造性提出新思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加强调查研究，把握行动要求，明确工作着力点。采取多种方式，认真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农民的真实意愿和要求，坚持为农民办实事，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充分尊重基层和农民的首创精神，解放思想，大胆试验，敢于攻坚，善于创新，积极探索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途径。

　　（五）认真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在行动推进过程中，要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发现典型，树立样板，充分发挥典型和样板的示范带动作用，放大行动实施的效应。对行动实施取得的成效要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为全面推进各项行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附件：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方案

　　　　　2．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动方案

　　　　　3．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促进行动方案

　　　　　4．农业科技提升行动方案

　　　　　5．畜牧水产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方案

　　　　　6．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方案

　　　　　7．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方案

　　　　　8．生态家园富民行动方案

　　　　　9．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行动方案

　　　　　　　　　　　　　　　　　　　　　农 业 部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九日
(附件略)
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的衡平

李鹏1
（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下，我们必须建构一种既符合我们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制度范式,即要注重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权利，但仍存在着被害人权利的众多缺失之处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具体应赋予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创造一个良好的范式，给予被害人有力法律救济，彰显法律之正义价值。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缺失，矫正
The native resources foundation and rule of law
——On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pertaining
to correct Criminal victims’ rights imperfection

LI P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f our country although is clear and define the victims in the party concerned and give them a series of rights, but still exists a demand lawmaking of numerous imperfections of the victims’ rights take into perfect. We must construct or purchase a kind of system type matching our n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advanced theories frame prop up , then make a point of solution of China own problems. The victims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claim national compensation in a specific way, the natural person can request for spirit indemnity, The victims can separate supplementary civil case in court in pertaining to crime .we should create a good type of legal system, give the victims relief and show the justice value of the law.

Key words: the victim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mperfection rights; correct

一、 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维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日见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保障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它使正义的天平得以平衡。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重点是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而今后应赋予被害人平等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1] 从本质上来说,公正不应偏爱任何一方,原告和被告都不应受到过度的青睐或冷遇,诉讼双方应维系在均衡状态。我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后，提高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地位，但对被害人权利保障仍有多处缺失，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安抚和平息被害人心理，衡平保护被害人权利，稳定社会秩序，确立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话语体系及环境下，如何架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制度，如何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我们不能仅仅从逻辑上提出一些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而不加以法律的实证分析与考量，我们也不能把外国的现成制度直接移植到我国，而不考虑制度生存需要的土壤和气候，从而结出制度异化之果。我国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及矫正也需要认真研究我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建构一种新的良好的制度范式。

二、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缺失

1、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的缺失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并把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与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2]这一范畴为各人应得的归于个人的原则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中的运用指出了主要的检验领域。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权利,更破坏了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减轻被害人的痛苦，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是正义的应有之意。同时国家没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的发生，保护公民合法利益，国家应承担对刑事被害人的损害补偿责任。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受犯罪侵害而遭受损害的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 以公共基金的形式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物质弥补的方式。有关犯罪被害人补偿的对象、范围、原则、机构及补偿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总和就是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它最早起源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汉穆拉比法典。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瑞典、德国都已经建立并日益完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该项制度建立的前提在于被害人遭受非法侵害而处于不利地位而被告人补偿能力又明显不足的情况，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给予被害人公共援助和有效救济，调节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状态,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保障被害人的人权。我国目前对此规定仍处于真空状态，相当多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处获得足够赔偿，法律的矫正正义价值难以显现，公平、正义和秩序等代表全社会的进步和全人类的福祉的理念也无法彰显。
2、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的缺失
从本原意义上讲或从理想模式上说，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经济性是一体的，即是同一价值形态。如波纳斯所宣称：“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说来就是效益。”[3] “为寻求二者（正义与效益）协调，有时候为了效率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要牺牲一些效率。”[4] 张文显教授指出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5] 程序的经济性与正义性二者不可偏废，一个良好的刑事诉讼制度必须在正义和效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程序的经济性毕竟属于刑事审判程序的次级价值。因此，对程序经济的追求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牺牲程序的正义为代价。“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限制的。”[6] 这里应该遵循正义优先原则。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立使得国家公权力介入到民事诉讼中，运用国家强大的追诉武器和惩罚犯罪机制，给被害人有力的公力救济，维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降低了诉讼的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避免由于分别适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而做出不同判决，但一切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是一把双刃剑，国家公权力的色彩过于浓厚，制度设计过于倾斜国家利益的保护，制止和打击犯罪占据了主要话语地位，被害人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得到忽略。而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不能相互取代，民事责任更趋于受损一方民事利益的维护，更能救济被害人的利益。随着公民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视角也更加关注自身受损民事权益能否迅速恢复和补偿，能否使被破坏的正义及时得到矫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完全受制于刑事诉讼，成为其附属品，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和精神。被害人没有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进行适当分离的权利，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往往不能得到完全充分的保障，与司法救济的合理性相去甚远。而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平行模式还是法国为代表的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其体现共性是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相对独立的关系。在我国两者关系过于紧密的情况下，在一些特定的民事权利救济领域出现盲区。例如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在逃等原因长期不归案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无法进行，民事诉讼也由于其依附性而无法提起，此时被害人困难急需医疗等费用，需要民事的迅速救济，但却无法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明显不利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对其明显构成非正义。因此应赋予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在法定情况下有权将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予以分离，作为原则之例外，以收刚柔并济之效。
3、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阙如
被告人犯罪行为日趋复杂和多样化，恶劣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自然人心灵和肉体双重伤害，如故意伤害、杀人、侮辱妇女等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人格权，这种伤害甚至会终其一生，被害自然人精神上遭受痛苦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利益受到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遭受精神损害却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举轻以明重”原理，立法者将某一违法情节较轻的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则违法情节较重的行为无须表明即被定为侵权行为。而我国立法将因侵权情节较轻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严重侵权行为却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明显违背法律原理和法律公平正义的本性，也不利于被害人利益的维护。对比国外的立法，《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凡是应予起诉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全部损失包括物品身体精神损失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与公诉同时一并向同一法庭提起。

三、刑事诉讼被害人缺失权利的矫正

中国现代化法治不可能是一套精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7]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可欲的结果，要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法治，要注意到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中国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各种知识谱系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本土资源构架出一种新的良好的被害人权利矫正的范式。
1、 刑事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的架构
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只有在其内在地体现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理念时,才是一种理性的法律制度。“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在罗马历史的早期,西塞罗曾把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首先考虑我国的本土状况，给予每一个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显然无法实现。首先是资金的建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筹集，可以考虑通过税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被告人罚金等建立。补偿对象一般为自然人由于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原因而使其生命、身体、精神、财产受到严重侵害且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补偿条件可以限定为被害人无明显过错、身体或精神受到重大伤害，被害人无法获得足额赔偿。[8]可以考虑在法院建立专门的国家补偿中心，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被害人可以提出申请将其材料提交给该中心，由该中心依照法定条件进行审核，对于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刑事被害人给予相应补偿。补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损失、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补偿申请不应当单一限定为刑事诉讼被告判决确定有罪后，只要被害人能够证明自己受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国家补偿。可以考虑在被害人提出国家赔偿要求获得解决前，先行向被害人提供部分应急贷款和部分费用。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考虑责任大小，体现人道主义。国家通过给予犯罪被害人适当的补偿,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架构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2、刑事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的架构
应当尊重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保持附带民事诉讼的适当独立品格。在法定的某些情况下允许被害人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缺席审理。《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70条规定：“如果被告人未能捕获，或未到庭，应该缺席审判。”[9]笔者初步设想以下情况在刑事案件中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一审法院没有对民事赔偿请求予以审理；被害人撤消附带民事诉讼后，刑事诉讼结束后又请求民事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生效后被告就持续性损害提出赔偿请求；附带民事诉讼没有全部赔偿或未弥补全部损失的；刑事判决无罪后，被害人又请求民事赔偿的；被害人民事权益急需救济而刑事案件过于迟缓的；共同犯罪案件审理中，个别被告人不到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在逃等原因长期不归案的。同时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原则，允许法院缺席判决并可以强制执行负赔偿责任人的财产，以免被害人长期处于不利境地.
3、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建构
我们制度可以初步设计为对于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利益的犯罪行为，刑事被害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英美法系国家都以判例的形式对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精神损害以赔偿。英国采用支付令的形式责令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包括人身攻击、胁迫、精神折磨的损失。我国的具体赔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精神损害程度、被告人过错程度、主观动机、行为手段、场合、方式，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受诉法院地的生活水平等来确定。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条件一般可以限定为：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侵害行为与被害人精神损害存在因果关系。[10] 通过以上制度的设立，以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抚平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疏通其不满，以衡平保护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彰显法律之正义。




参考文献
[1]榷桥隆幸.美国刑事程序中被告的作用[J].刑法杂志，29.2.
[2]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研究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