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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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安委字〔2004〕4号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烟花爆竹生产是我国传统产业，也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号，以下简称《决定》），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职责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明确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完善烟花爆竹监管体系，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实现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好转。
（二）主要目标：通过加强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网络，理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体制，明确和落实监管职责，依法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通过严格市场准入和推广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逐步实现烟花爆竹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通过深化专项整治工作，规范烟花爆竹生产、销售秩序，提高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水平。
二、全面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
（一）建立健全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各地区要认真落实《决定》提出的关于加强地方各级安全监管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的各项措施，特别是烟花爆竹重点产区地方人民政府，在着重抓好县级以上安全监管机构建设的同时，要积极探索乡镇、村安全监管网络建设的新途径、新办法，增强监管力度，保证监管实效。要注重提高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强化执法检查力度。要充分运用网络和信息技术，统筹规划和建设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信息系统。
（二）严格实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和销售许可制度。按照严格条件、规范经营、总量控制、适度发展的原则，从严把好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市场准入关。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必须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烟花爆竹销售活动的经营者必须取得销售许可证，并凭安全生产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的登记注册手续。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国家安全监管局《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规规章为契机，认真做好发放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和销售许可证的相关工作，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搞好移交衔接。通过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和销售许可证，扶持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安全生产条件好、安全管理水平高的生产企业，关闭生产条件简陋、技术水平落后、不符合安全管理标准的生产企业、作坊和季节性厂点；合理规划烟花爆竹销售网点，从严控制销售网点的数量，提高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
（三）加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针对烟花爆竹行业的特点，从工厂选址与设计、工艺流程、质量控制，到企业安全管理等各环节，全面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逐步达到“工厂设计标准化、生产工艺标准化、安全操作标准化、安全管理标准化”，增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防范事故的能力。加大烟花爆竹传统产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行烟花爆竹工厂化生产模式，引导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走集约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道路。
（四）深化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60号）要求，集中精力组织开展好深化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通过整治，着力解决烟花爆竹生产、销售、运输、储存等安全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生产经营秩序。
（五）加强对烟花爆竹生产原料的安全管理。烟花爆竹生产单位必须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加强对用于生产烟花爆竹和配制烟火剂的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的管理，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2〕52号）精神，严禁使用氯酸钾配制烟火剂生产烟花爆竹。
（六）实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提取安全费用制度和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为不断改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在条件成熟后要逐步实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提取安全费用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费用的提取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的收取，应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管理办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进、稳步实施。要建立完善的保障制度和体系，保障烟花爆竹从业人员的各项合法权益。
（七）完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等涉及烟花爆竹管理的法规与安全技术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烟花爆竹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机构的技术、人才和装备优势，借鉴国际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经验，逐步建立以烟花爆竹危险性科学分类和定级为基础的生产、销售、储存和运输安全管理技术标准体系。各地区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规定，结合本地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和安全监管职能调整情况，及时清理和修订现行有关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等，有效指导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八）提高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能力。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开展群众性安全教育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深入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增强从业人员的法制意识，提高从业人员遵章守纪的自觉性。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科技下乡活动”、“安全文化下乡活动”和“法律法规下乡活动”，促进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水平的提高。
三、进一步加强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以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加强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要着重抓好县、乡两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要健全领导干部考核制度，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强化责任追究，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二）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规定，尽快完成对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职责的调整落实工作，理顺监管体制，明确监管职责。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管，凡有安全监管机构的，由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没有安全监管机构的，由地方政府指定一个部门负责。各地安全监管、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要在认真履行职责的同时，密切配合，确保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的连续性，有效预防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各有关部门要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分工负责，坚决打击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等活动。对涉嫌非法制贩烟花爆竹的违法案件，有关部门要依法严肃查处，对涉嫌构成非法制贩烟花爆竹犯罪的案件，应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各级公安机关要及时受理，迅速侦办，切实加大对非法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对拒绝、阻碍或暴力威胁安全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要严厉查处。同时，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发挥舆论导向作用，逐步把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工作引向深入。
（三）强化监督，狠抓落实。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根据以上要求制订具体措施并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落到实处。各地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督促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国家安全监管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区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公安部关于加强地下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
公安部
公安部关于加强地下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
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近几年来，许多城市利用地下人防工程开办商场、影剧院、旅店、仓库、车库等，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不少使用单位对消防安全重视不够，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防火制度不健全，管理措施不力；有的未经公安消防监督机关进行建筑设计防火审核，擅自改建
装修工程，大量使用可燃装饰材料，电器线路不符合防火要求，等等，以致酿成火灾。仅1990年7月至今年6月的两年间，已发生27起地下建筑火灾，死亡14人，伤19人，经济损失157万多元。当前不少地下建筑中仍存在着上述这些火险隐患，还有的疏散通道无应急照明设施
和安全疏散标志，安全出口被堵塞；有的缺乏消防设施，维修保养不善。各地消防队伍普遍缺乏扑救地下建筑所需的空气呼吸器、破拆工具、移动式排烟机等防毒抢险必要的消防器材。因此，这些地下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将难于扑救。为解决上述问题，切实做好地下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特作
如下通知：
一、认真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各级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地下建筑消防安全工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督促各使用单位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组织，配备专（兼）职防火人员，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开展经常性的
宣传教育活动，加强职工消防知识培训，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使地下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二、认真组织防火安全检查。各级公安机关要在近期内组织力量，会同人防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地下建筑普遍进行一次防火安全专项检查。这次检查要以电器设备、内部装修、疏散通道、消防水源等设施为重点，对检查出的问题，要逐项登记，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确定火险隐患的性质和
危险程度，为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机关作出报告。
三、切实把火险隐患的整改落到实处。对检查中发现的地下建筑的火险隐患，要贯彻边查、边改的原则，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公安机关对整改工作的进程要跟踪监督检查，能解决的要责成单位立即解决；凡属设计上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要督促有关部门和使用单位抓紧整改；对一时
改造确有困难的，要在采取确能保证安全的临时措施的同时，督促有关部门和使用单位提出计划，分期分批予以解决；对安全确无保障，又无法采取临时措施的，要及时地向当地政府报告，提出停止使用的意见。
四、切实做好地下建筑工程防火设计审核工作。今后凡是对地下人防工程进行改造使用的新建地下工程建筑，均必须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设计改造、建造，并进行审核。对所使用的装饰材料要严格把关，禁止使用可燃材料和未经检测合格的阻燃材料。对已经改造使用而
未经公安消防监督机关审核的地下工程建筑，要依法督促使用单位补报审核手续，落实各项消防安全措施，达到规范要求。
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火灾扑救能力。各级公安机关要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地、经常性地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对火灾案例、消防法规的宣传，增强广大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同时，要督促地下建筑使用单位组建义务消防队，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定期开展消防业务训练，使
义务消防队员和职工群众熟悉处理火灾事故的方法，具备及时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公安消防部队要根据需要添置扑救地下建筑火灾必需的各种防毒抢险、通信、灭火器材装备，制定重点地下工程灭火预案，适时组织实地演练，切实提高灭火制胜能力。
1992年10月26日
佘祥林冤案的侦查学反思
毛立新
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也是起诉和审判的前提与基础。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正如李心鉴博士所言：“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那么，面对佘祥林“杀妻” 冤案，如果从侦查学的角度进行反思,我们又可以获取哪些教训和启示呢？在此，笔者做一简要分析：
一、调查尸源，确认死者——侦查错误的起点
侦破无名尸体案件，首要的一环在于查明尸源、确认死者。惟有准确认定死者是谁，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查明死者身源的主要方法有：组织群众辨认尸体和现场遗留物品，深入摸排失踪人员，利用新闻媒体发布认尸布告，向周边地区公安机关请求协查，进行指纹、血型、DNA鉴定等。其中，利用指纹、DNA鉴定最为可靠.但如果不具备鉴定条件，而只能凭借辨认来确定身源，则必须开展深入细致的核对工作。如，必须邀请死者的家属、亲人、朋友、邻居或同事等进行反复辨认，不仅要对死者的性别、年龄、体态、身高等一般特征认真核对，更须对疤痕、畸形、痣、血型等特定特征仔细核对;不仅要对现场遗留物品、死者衣着、包尸物品等进行核对，还要对失踪的时间、地点等加以核对。最终，只有在根据充分、确凿无疑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死者身份，并据此开展侦查。否则，如果尸源确认有误，则整个侦查工作必然误入歧途。
佘祥林一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尸源开始的。案件中，“被害人”张在玉于1994年1月20日失踪， 此后不久，于4月11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此种情景下，警方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推测死者可能是张在玉，应当说，是一种完全正常的侦查思维。但这种推测仅仅是一种或然性的“侦查假说”，其确实与否，则必须进行严格的验证。验证的方法，正如上面所述，警方可以发布认尸布告，排查失踪人员，组织群众辨认，进行医学鉴定等等。此案中，由于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的条件非常不好，因而更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慎之又慎，注意通过尸体的细微特征来确认死者，必要时必须进行科学鉴定。
但令人遗憾的是，佘祥林一案中，警方在确认尸源方面，却表现得十分粗疏和草率。据报道，4月11日出现的无名女尸，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案发当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并不能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那么，在这种真伪不明、疑漏百出的情况下，警方又何以认定死者就是张在玉呢？难道仅凭张在玉的体貌特征与无名尸体有几分相像，就认定死者系张在玉？事实上，上述疑点的存在，本该引起警方的重视，并进一步采取核查措施。如，警方可以进一步扩大排查范围，以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可对无名尸体的生理特征进行细致甄别，或对死者的DNA、血型进行检验，以寻找更多的确认根据等。但警方不仅未对尸源问题继续深追细查，而且，还进一步以尸源的错误认定为起点，大刀阔斧地将侦查继续向前推进。
二、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冤案铸成的关键
在警方认定死者即张在玉之后，案件主角佘祥林自然就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野，并被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这似乎也是侦查工作的正常演进。1994年4月11日，佘祥林因“涉嫌谋杀妻子张在玉”，被公安机关带走接受审查。随后，等待他的是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此为所谓“车轮战”，是一种精神加肉体的双重折磨，目的是使嫌疑人极度疲劳、极度困乏，最终精神崩溃，不得不招供。
但是，佘祥林一案与其他冤案仍有不同，此案中，受害人张在玉实际上并没有死，也就是说，所谓佘祥林杀害张在玉一案根本不存在。照此道理，不管如何严刑拷问，佘祥林也交代不出所谓的“犯罪事实”来。退一步讲，即便警方认定无名尸体就是张在玉，但佘祥林并未到过埋尸现场，他也是无法交代出与现场一致的供述来。也就是说，单靠刑讯并不必然导致冤案，因为一个无罪的人无论如何也编造不出与现场完全一致的供述来。那为什么刑讯能够制造诸多冤案呢？究其原因，除刑讯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诱供、指供的大量存在。佘祥林一案亦是如此，与刑讯逼供同步粉墨登场的，就是赤裸裸的指供和诱供。
所谓指供，就是侦查人员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令犯罪嫌疑人陈述。所谓诱供，是指用不正当的方法诱使犯罪嫌疑人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设想或推断陈述。在佘祥林的申诉书中，曾列举了办案人员指供、诱供的几个场景：“刑警队的指导员问我，‘水库是雁门口水库吗？尸体是埋在山上吗？告诉你，埋在土里，我们可以挖地三尺，沉在水里，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你懂吗？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从指导员语气十分突出的‘把水抽干’，我猜到他们说的意思，是杀人后将尸体沉在水库。就这样，他们不停地体罚‘提示’，逼着我录口供。”
佘祥林还在申诉书中描述了县公安局副局长韩友华参加的一场审讯：“侦查员问我如何沉的尸，因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也无法说清楚，只好胡乱交代，‘用木桩钉在水里’，这时，那个指导员对韩友华说，‘有用被单包着人和石头沉尸的，有直接用一块大石头压在尸体上的，有用麻袋装着人和石头沉在水里的，那个袋子是麻袋吗？’听了他俩这么说，我想，‘既然是袋子，不是麻袋，会不会是蛇皮袋？’于是交代‘是用蛇皮袋装着石头沉的尸’。这时，韩友华又问我，‘蛇皮袋装了石头总不会直接压在尸体上，总有什么连着吧？’我猜不出，刑警大队长卢定成不耐烦地解下了自己脚上的两根皮鞋带结好，问我多长、多粗，手感如何，看着卢定成这样的举动，我猜着说是‘用比香烟还细点的尼龙绳’，这时韩友华骂道，你是没吃够亏的原因吧，那是尼龙绳吗？我于是改口说是麻绳。 ”
这段描述，活脱脱再现了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互为策应、协同作战的场景。可以说，正是严刑之下的指供和诱供，才导演出了佘祥林供述杀人过程的天方夜谭，才有了现场吻合一致的有罪供述，才出现了荒唐错误的有罪判决。因而，我们可以说，诱供、指供之弊害，比之于刑讯更甚。在坚决反对刑讯逼供的时候，我们千万不了忘记了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指供和诱供。
三、有罪推定，片面取证—— 一错到底的悲哀
如上，在案件侦查的关键两步——确认尸体身份和认定犯罪嫌疑人上，警方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因为警方的认定意见，无论显得多么可靠，都只能是一种带有推测性质的侦查假说。这些侦查假说要成为侦查结论，并进而成为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和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还必须经受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严格检验，还需要运用证据加以验证。如果没有证据的支持，侦查假说就不能成为侦查结论，侦查结论更不能成为起诉意见和有罪判决。
那么，佘祥林一案为何一错到底，一路畅通呢？是案件证据真的扎实可靠，无可指摘吗？当然不可能，因为杀人案件本身尚不存在，杀人证据又何谈“确实、充分”！实际上，此案侦查、起诉、审理过程中，都发现了许多疑点，但在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之下，司法机关失去了一次次纠正错误的机会。
仅就侦查取证而言，由于有罪推定的深刻影响，使警方偏离了客观、全面、深入、细致的侦查原则，陷入了弄虚作假、片面取证、罪疑从有的误区：
一是弄虚作假。除了通过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炮制虚假口供外，此案还有其他虚假证据。如作为一审定罪量刑重要依据的公安机关一份“提取笔录”，该笔录记载“4月16日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后在二审中，经湖北省高院询问京山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侦查员了解，该“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作为重要证据的作案“行走路线图”和“指认现场”记录又如何得来的呢？我们看看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的表述：“侦查员叫我将关桥水库机台的构造画出来，可我从来就没去过那里，且根本就没有杀人，怎么能画得出来？就这样，1994年4月15日下午，那位指导员见我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我拉到写字台旁，给我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并叫我依照他画的那张图画了一张。”“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杀的人，我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他们就给我照了相。而后要我交出杀人的石头，我准备随便找一块石头给他们，谁知那地方根本就没有石头，他们又见我实在找不到石头，就直接将我架到堰塘的另一头站定，问我尸体沉在哪里，我见某某（注：此处隐去姓名）面对着堰塘，且我们站的地方有很多纸，就猜着说在这里，他们就给我照了相。”为了所谓“铁证如山”，侦查人员不惜弄虚作假，如此任意裁切事实，冤案岂能不成？
二是片面取证。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四处寻访张在玉的下落，一年后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几个曾经见过张在玉的村民，并请求村民写了一份书面证明。按说，只要侦查机关认真核实，纠正错误尚有可能。但证明交给公安机关后，不仅没引起注意，还说她包庇犯罪、妨碍司法，刑警大队将其关进看守所达10个月。佘祥林的长兄佘锁林，因给弟弟申冤，被关41天。湖北省天门市姚岭村石河乡村民倪乐平，因写了一个曾见过张在玉的良心证明，也连遭厄运，其妻被关了3个月，他和儿子为躲避公安抓捕也不得不外出逃避。这是有罪推定指导下的片面取证，只关心能够定罪的证据，对可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不仅不闻不问，甚至肆意掩盖。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践踏了有关证人的合法权益，还使侦查工作一次次失去了纠错的机会。
三是罪疑从有。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对侦查结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在法律上只能对犯罪嫌疑人作无罪处理。此案证据存有诸多疑点，比如：佘祥林的有罪供述多达4种、杀人动机有5种，且前后矛盾，时供时翻;作案凶器没有找到，仅凭佘祥林的口供认定凶器是石头，依据不足；佘祥林供述将张在玉换下的衣物放在家中灶里烧毁，但既无残片，又无证人证言佐证，衣物去向不明;不能完全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或跟随别人出走的可能性等等。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这些疑点没有澄清的情况下，警方自然不能终结侦查、移送审查起诉，而只能得出佘祥林无罪的结论。但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想，使警方走上了一条难以回头的歧路。
历览古今中外，侦查破案、打击犯罪都应是一项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事业。面对犯罪的侵扰，我们需要警察来保护社会安宁。但侦查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旦偏离科学和法治的轨道，必然伤及无辜。透过对佘祥林一案的反思，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和法治，乃是侦查不可或缺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mlx_200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