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做好财政经济建设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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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人民调解条例
（2006年12月3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第三章　民间纠纷的受理
　　第四章　民间纠纷的调解
　　第五章　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
　　第六章　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保障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经纠纷当事人申请或者同意，对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民间纠纷，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负责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调解活动及相关的指导管理工作。
　　第四条　人民调解工作应当坚持调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遵循自愿平等、合法合理、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费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调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辖区内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日常工作由司法所或者司法助理员负责。
　　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调解的指导、培训、表彰奖励等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对经费有困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予以补助，推动建立健全各类人民调解组织，支持和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对做出显著成绩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进行表彰奖励。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备案；乡镇、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人以上组成，设主任一人，可以设副主任。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妇女委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少数民族的成员。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在村民小组、住宅小区、车间等设立调解小组或者调解员。
　　第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可以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兼任，也可以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组织群众推举产生。
　　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可以由工会委员会成员兼任，也可以由单位聘任。
　　乡镇、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由司法所组织辖区内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推举产生。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乡镇、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任期由设立的单位确定，但每届任期不得低于三年。
　　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需要调整、补充的，由产生单位决定或者组织补选、补聘。
　　第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任务：
　　（一）调解民间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开展民间纠纷排查，预防民间纠纷激化；
　　（三）配合有关国家机关工作，化解社会矛盾；
　　（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公民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五）反映社情民意和调解工作情况。
　　第十四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纠纷排查、纠纷调处、　　　协议履行回访、档案管理、登记统计、信息报送等工作制度，规范调解工作，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第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聘请社会志愿人员担任调解员。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调解员统称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二）品行端正、办事公道；
　　（三）有群众威信，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四）有一定法律知识、政策水平和调解能力。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徇私偏袒一方当事人；
　　（二）推诿、拖延纠纷调解；
　　（三）压制、侮辱、处罚、打击报复当事人；
　　（四）泄露当事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
　　（五）向当事人索取财物。
　　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失职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违法违纪的，由产生单位撤换。
　　第十七条　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民间纠纷，受到非法干涉、打击报复或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当地人民政府和司法行政、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予以保护。

　　　　　　　　　　　　　　　　　第三章　民间纠纷的受理

　　第十八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法人或者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民间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调解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
　　第十九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本村、本社区、本单位的民间纠纷，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跨村、社区、单位的民间纠纷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了的民间纠纷。
　　未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委托所在地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本单位员工自愿选择调解的民间纠纷进行调解。
　　第二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调解下列纠纷：
　　（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国家机关管辖处理的；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依法处理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排除采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
　　第二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解纠纷；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也可以主动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当事人可以书面或者口头申请调解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应当进行登记。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调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调解的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提请有关部门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纠纷有可能激化的，应当疏导、缓解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第四章　民间纠纷的调解

　　第二十三条　纠纷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退出调解；
　　（二）自主表达意愿，提出要求；
　　（三）要求有关人民调解员回避；
　　（四）委托代理人参与纠纷调解；
　　（五）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二十四条　纠纷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调解规则，尊重人民调解员；
　　（二）如实陈述事实，提供证据；
　　（三）不得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对方当事人，或者采取其他方式激化矛盾；
　　（四）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第二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确定一名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也可以根据需要增加人民调解员或者由纠纷双方当事人选择增加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两名以上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确定一名调解主持人。
　　第二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与调解的纠纷有利害关系，或者与纠纷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解的，应当回避。
　　纠纷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要求人民调解员回避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予以调换。
　　第二十七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前，应当了解纠纷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及理由，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做好调解准备工作。
　　第二十八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有固定调解场所的，一般在固定场所调解纠纷，也可以在便利纠纷当事人的其他场所调解纠纷。
　　第二十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一般公开进行，但涉及当事人隐私、商业秘密或者当事人不同意公开调解的除外。
　　第三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需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配合的，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
　　第三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纠纷，实行由一至两名人民调解员负责的简易调解；对事实复杂、争议较大的纠纷，实行由三名以上人民调解员负责的庭式调解。
　　第三十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简易调解，由人民调解员即时就地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调解，化解纠纷，达成口头或者书面调解协议。当事人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书面调解协议。
　　第三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庭式调解，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一）人民调解员核对纠纷当事人和代理人身份，告知调解规则、人民调解员回避事项、当事人权利义务和注意事项，并询问纠纷当事人是否自愿参加调解和申请回避；
　　（二）纠纷当事人陈述事实、请求及理由，提供证据；
　　（三）人民调解员询问纠纷当事人，查明事实，分清责任；
　　（四）人民调解员劝导纠纷当事人，组织商定和解协议；
　　（五）签订书面调解协议。
　　第三十四条　调解协议书应当具备下列内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纠纷事实及当事人责任；
　　（三）当事人解决纠纷的约定；
　　（四）履约的方式、地点、期限；
　　（五）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人民调解员签名、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
调解协议书由纠纷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
　　第三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应当制作调解笔录。实行简易调解的，可以不作全程笔录，但应当记录调解事项及结果。调解笔录应当由人民调解员和纠纷当事人签名。
　　第三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完成调解，有特殊情况一个月内不能完成调解的，经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
　　第三十七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达不成协议的，应当告知纠纷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处理；对纠纷有可能激化的，应当疏导、缓解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第五章　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

　　第三十八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三十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就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回访。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督促其履行；经督促仍不履行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就协议的履行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条　有事实证明调解协议违法或者显失公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重新调解，纠正错误，达成新的调解协议；当事人不同意重新调解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或者请求变更、撤销调解协议的，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有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予以配合。
　　第四十二条　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调解协议，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六章　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保障

　　第四十三条　司法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应当建立联系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民间纠纷和人民调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协调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
　　第四十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及司法所应当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工作，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换届工作，调查研究民间纠纷的特点和规律，有计划地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总结交流人民调解工作经验，规范人民调解工作，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第四十五条　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司法所应当组织指导辖区内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民间纠纷排查，掌握纠纷动态信息，建立纠纷社情报告制度，加强重大疑难纠纷调解的指导，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十六条　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司法所受理对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调解工作的投诉，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情形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四十七条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人民调解工作联系指导制度，确定人员联系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案件审理，帮助人民调解员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能力。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变更、撤销，或者被确认无效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有关司法行政部门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现人民调解员违反调解工作纪律的，应当及时向有关司法行政部门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正建议。
　　第四十八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相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区域管理机构、行业协会、专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可以根据需要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设立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本区域、本行业、本专业领域的民间纠纷。
　　设立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制定章程，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
-----化解行政争议的最佳途径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宁洲平/向建军


内容题要：
本文立足于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相结合，总结了笔者多年从事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工作经验，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的可行性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非诉执行案件和解应该注意的问题应该坚持的原则。对在非诉执行案件中实际存在的行政争议进行了分析，对怎样通过和解化解行政争议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举案说明了非诉执行案件具体操作办法，用大量数据和事实论证了非诉执行案件和解是解决行政争议最佳途径。此文对法院执行法官审查与执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执行和解 解决争议 注意事项及操作办法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胡锦涛同志曾指出：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尽可能把各种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中央政法委强调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最高法院要求把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中，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建立化解行政争议新机制作为行政审判工作、行政非诉执行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社会对之充满期待，各级法院行政审判人员、执行法官积极将协调和解机制运用于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基本建立了行政诉讼案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调处机制。目前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有不断增加趋势，笔者所在的宜昌市法院近四年共审查行政非诉案件2790件，而同期全市法院审结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只有529件，行政非诉案件较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大得多。如2007年审查行政非诉案件709件，而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167件，行政非诉案件是行政诉讼案件的4.25倍；2008年审查行政非诉案件930件，而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146件，行政非诉案件是行政诉讼案件的6.37倍；2009年审查行政非诉案件627件，而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125件，行政非诉案件是行政诉讼案件的5倍；2010年审查行政非诉案件524件，而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90件，行政非诉案件是行政诉讼案件的5.82倍。从全国范围看，也大致呈现类似的现象。行政非诉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审查与执行，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执行过程中才暴露出行政争议存在，这给基层法院如何化解行政争议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行政非诉案件中存在的行政争议如果得不到化解，会导致行政争议矛盾扩大，行政管理相对人上访增多，甚至出现过激行为，不仅影响行政机关形象，更影响社会稳定。为此，执行法官在承办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时应该深切的理解法律条文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立法精神，做到既严把案件的审理程序、又兼顾案件其他环节的衔接，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探索调解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王胜俊指出：案结事了是纠纷解决的最佳效果，“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实现案结事了的最佳途径 。笔者认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是化解行政争议的最佳途径。
一、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分析
所谓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生效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能否以和解方式结案，行政诉讼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根据传统的大陆法系传统的行政行为学说认为，行政机关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和解行为，是处分公共意志的表现。长期以来，我国多数学者也认为：行政机关是公权力的代表，其自行实施强制行为或者申请法院予以强制，目的在于迫使相对人履行行政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此种权力的行使既是其权利也是其义务。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强制执行权，不得处置或放弃，否则就意味着失职，为行政管理的宗旨所不容。这与只涉及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均有权处分自己实体和诉讼权利的民事执行制度是不同的。故有一部分人认为，根据我国目前法律规定，在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不允许进行和解。因为《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原则理应在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中得到贯彻执行。如果法院在办理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过程中，允许双方当事人和解，就会与诉讼中不适用调解的原则相矛盾。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如果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不适用和解，这将给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实际操作带来了很多不便。例如，对行政机关申请被执行人拖欠的罚款案件，如果被执行人履行确有困难或根本无履行能力的，由被执行人提出申请，提供证据（被执行人提供证据有困难的，可申请法院调取），法院审查属实的，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只能中止执行，造成大量积案。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被普通民众渐渐接受，许多法院在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后，引入了和解机制，大量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以和解方式结案。笔者对以上做法表示认同，因为人民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进行和解，既有利于被执行人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认识，又有利于被执行人减少对申请人的抵触情绪，化解行政争议，增强了被执行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认可，自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此外还有利于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基础性民事争议的解决，最终节约了诉讼资源，收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在申请人即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瑕疵的情况下，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进行和解，有利于申请人及时认识到自身行政行为不足所在，并能迅速进行必要弥补，从而更好地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公信力，化解行政争议。
笔者认为执行和解在非诉执行案件适用有其理论依据。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程序中，引入执行和解制度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是在行政过程中，追求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行政相对人可以平等论证论点，求得行政执法的公正、公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明示授权或者消极默许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自主选择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众所周知，我国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具体体现在：一是法律、法规不可能对行政行为在所有情况下所有的处置方法作出详尽、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只能采用相对确定的处置方法和富有弹性之原则。法律遂将处罚的具体适用和处罚的幅度留给行政机关自由裁量；二是行政处罚幅度太大，给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营造了宽松环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异常广阔；三是行政法以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概括性用语来划分档次，如“情节严重”、“情节较重”、“情节较轻”等。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只有听凭执法者的理解和把握而实施自由裁量；四是一些行政处罚规定没有明确的幅度，只能由行政机关根据情势酌情裁量；五是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程度、对行政法规的理解程度、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判断和理解能力等因素，直接影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作出的，体现的是“公权”运作的结果，但是，就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是否适当，与其工作人员对法律理解和熟练掌握程度、对案情的分析能力以及是否持有个人成见“息息相关”。因此，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处罚不适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滥用职权等失衡现象，而这些失衡无疑是行政执法人员不当地 “自由处分公权”，从而导致行政相对人不自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针对这些情形，如果单纯地以强制形式实现之，则不能取得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执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过程中，完全可以适用执行和解，使双方在法定自由裁量幅度内“处分公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同时第五章第3节规定了充分行使协商权的“听证程序”。行政执法过程尚且允许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辩”与其“对话”，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未经人民法院诉讼审判的，在人民法院受理和执行过程中，被申请人也应该享有对行政行为进行充分的协商“申辩”和“对话”的权利。行政机关对被申请人的“申辩”有理的部份，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调整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履行方式，以“执行和解”结束执行程序，这即有利于调动行政机关参与执行的积极性，提高其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更有利于提高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二、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和解应注意的问题
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和解与普通民事、刑事附带民事等案件的和解有本质不同，有其自身特点，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中建立和解制度应充分考虑到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的特殊性，不能照搬普通民事、刑事附带民事等案件的和解制度模式。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和解应坚持的原则。
（1）合法性审查原则。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和解不能对法院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产生动摇与影响。合法性审查是决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准予执行的前提条件。合法性审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注意的是审查对象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指向的基础民事争议，而是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３０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该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因此法院受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后进行调解，必须是经审查后准予强制执行的。二是对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规定。（2）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权不得处分原则。作为申请人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其行使国家法律赋予的行政权的结果。而行政权属于国家公权力范畴，因此被告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这种公定力是一种对世法律效力，它并不是仅对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双方而言的一种法律效力，而是对行政机关以外的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而言的。公定力表现为一种尊重义务，它要求一切机关、组织或个人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表示尊重，不能任意予以否定。简而言之，即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行政权的行使在其权限、处理方式、操作程序上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处分。因此，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权不得处分也成为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原则。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主持调解，不能允许申请人随意放弃权利。（3）被执行人提出申请、申请人自愿原则。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和解，不是法定程序，执行员没有依职权行使和解的权利，必须以被执行人提出申请，申请人自愿为前提。一般情况下，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都是同意协商的，但申请人希望按照原具体行政行为执行。被执行人提出请求和解申请后，执行员先征求申请人意见，申请人同意协商的，执行员才有权利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4）和解协议完全履行原则。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应立即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执行原生效的行政法律文书。
2、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具备的条件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是法院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找到行政争议症结，通过解决案外的纠纷，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力争相对人利益的实质性解决，做到案结事了，达到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故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良好的环境。即外部条件：（1）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执行工作置于党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之下。对涉及社会稳定的敏感案件，主动与党委、人大和政府沟通、协调各方政治优势，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支持，为行政审判创造了良好的执法环境。（2）对涉及地方党政决策和重大影响的案件，建议一把手要亲自参与协调，通过各部门、各行业的来促进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调解力度。（3）通过向行政机关发非个案指导材料等白皮书活动，与行政机关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等，形成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减少行政争议。（4）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能调则调，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又不能裁定不予执行的，尽可能通过司法建议形式，让行政机关自己纠错，减少强制执行，最大限度化解行政争议。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还必须具备的以下法律条件：(1)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和解，必须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必须是经审查后准予强制执行的。执行程序尚未开始或者执行程序业已结束的，均不发生执行和解问题。(2)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和解，被执行人必须有诉讼行为能力。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就难以体现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愿，无法就执行问题达成和解协议。所以，执行和解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但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可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行使执行和解的权利，法院应注重审查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法院执行员在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时，对签订和解协议的代理人的代理权限进行严格审查。由代理人签署的协议，必须有申请人或者被执行人的特别授权，必须注明有执行和解这一代理权限，否则和解协议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3)法院应注意证据的审查。例如：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罚款。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由执行人员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进行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如果被执行人履行确有困难或根本无履行能力的，由被执行人提出申请，提供证据（被执行人提供证据有困难的，可申请法院调取），法院审查属实的，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被处罚人可按自己履行能力，履行部分义务，行政机关按法定程序同意被处罚人缓交、免交，由法院主持签订和解协议，这样操作比较符合实际，也可以缓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4）现行法律规定下，法院不能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标的,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该由行政机关依法确定由哪位相对人承担履行义务,法院无权裁定其它人履行义务，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可以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是被执行人发生变更、合并等情况的，通知行政机关变更被执行人，由法院审查。故发生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可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情形,不能通过民事执行类推等方式草率适用。 (5)执行员要做好和解协议笔录。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
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的具体操作办法
1、行政机关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解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明示授权或者消极默许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自主选择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自由裁量权具体体现在：一是法律、法规不可能对行政行为在所有情况下所有的处置方法作出详尽、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只能采用相对确定的处置方法和富有弹性之原则。法律遂将处罚的具体适用和处罚的幅度留给行政机关自由裁量；二是行政处罚幅度太大，给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营造了宽松环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异常广阔；三是行政法以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概括性用语来划分档次，如“情节严重”、“情节较重”、“情节较轻”等。劳动保障部门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只有听凭执法者的理解和把握而实施自由裁量；四是一些行政处罚规定没有明确的幅度，只能由行政机关根据情势酌情裁量；五是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程度、对行政法规的理解程度、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判断和理解能力等因素，直接影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作出的，体现的是“公权”运作的结果，但是，就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是否适当，与其工作人员对法律理解和熟练掌握程度、对案情的分析能力以及是否持有个人成见“息息相关”。因此，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处罚(处理)不适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滥用职权等失衡现象，而这些失衡无疑是行政执法人员不当地 “自由处分公权”，从而导致行政相对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引起行政诉讼。针对这些情形，笔者认为，执行上述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案件，完全可以引入调解，使行政机关在法定自由裁量幅度内“处分公权”。《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同时第五章第3节规定了充分行使协商权的“听证程序”。如果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辩”有理的部分，没有全部采纳，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执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过程中通过听证后，调整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履行方式，以“和解”方式结案。这既有利于调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更有利于化解行政争议，做到案结事了。笔者所在法院执行被执行人某公司不履行某劳动部门行政处罚案，某公司因拖欠劳动者工资，被劳社部门立案调查，某公司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被执行人对上述的事实无争议，但其认为，现经济形势不好，拖欠劳动者工资事出有因，被告对其罚款20000元承受不起。经审查，对被执行人罚款2000元到20000元属行政机关在法定幅度内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对被执行人罚款20000元并无不当，依法可以强制执行。但执行法官认为，强制执行不能化解行政争议，该案可以通过行政机关调整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履行方式，以“和解”方式结案。经法院多次对被执行人讲法析理，被执行人充分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此基础上，被执行人请求交纳15000元罚款，余款免交，行政机关表示同意。被执行人交纳15000元罚款后结案，该案的处理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提高行政管理相对人自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自觉性，更重要的是消除了“官民隔阂”，改善了司法环境。
2、有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解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瑕疵，但又不足以裁定不予执行，引入和解机制，大大节约社会管理行政资源和诉讼成本。成本的概念是私人部门考察组织运营的一个标准，私人组织为了利润最大化，必须把成本管理纳入到组织管理中来。但是，现代政府的运营也把成本方面的考量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而且，减少行政成本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追求，是行政目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行政成本曾增长趋势，有一部分是政府与社会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的结果。在原先政府与社会关系混为一体的条件下，存在着大量的隐性行政成本，政府的许多消耗是没法统计、没法计算的，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化，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地理顺，一些隐性的行政成本显性化，从而表现出行政成本迅速增长的问题。就此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是目前，我国行政成本的增长也大大地超出了合理性的界限，已受到社会各界的观注。故节约社会管理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已是审判案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如西陵法院执行被执行人某公司不服某劳动局行政处理决定案，涉及第三人某乙。基本案情为，某乙在被执行人公司工作，未与被执行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执行人亦未按规定为某乙交纳社会保险费，某乙即向被告某劳动局投诉。某劳动局严格按法定程序，以被执行人未与第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亦未给第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暂行条例》第二条、第十二条规定作出了处理决定，即被执行人支付第三人在被执行人工作期间的双倍工资，并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具体行政行为生效后，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审查该案发现，某乙在被执行人公司工作的起始时间证据单薄，不够确实充分。因对事实劳动关系起始时间认定是一大难点，合议庭认为，该案的起始时间虽然不能完全锁定，但根据现有证据劳动部门的认定已是最为合理，应该属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瑕疵，又不足以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况。假设裁定不予执行，申请人会撤销原处理决定，要求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就劳动争议纠纷仲裁，这实际是把难题踢出去，而且劳动争议纠纷后，又必将发生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劳动争议解决后，劳动部门还是回到起点，对被执行人行为进行处理，再又引起行政诉讼。真可谓“劳民伤财”。为此，法院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多次组织被执行人和第三人协调，并要求申请人在场，最后，被执行人和第三人同意协商，被执行人和第三人和解，没有发生新的矛盾。这样处理既有利于提高法院执行效率，又可以节约劳动行政管理成本，还降低了当事人诉讼成本，还可以使行政机关及时认识到自身具体行政行为不足而进行必要弥补，从而达到化解行政争议之目的。
3、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和解
行政机关申请执行金钱内容的。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应该由执行法官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进行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如果被执行人履行确有困难或根本无履行能力的，由被执行人提出申请，提供证据（被执行人提供证据有困难的，可申请法院调取），法院审查属实的，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被执行人可按自己履行能力，履行部分义务，行政机关按法定程序同意被执行人缓交、免交，由法院主持签订和解协议，这样操作比较符合实际，也可以缓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笔者特别要谈到的是执行加处罚款问题。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依法拥有加处罚款的权力，在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加处罚款法院受理后。实践中加处罚款大大超出罚款本身的金额是大量存在的，在此情况下，执行法官应该在加处罚款的执行中着重引入和解机制，对相对人积极履行罚款和经济确有困难的，在计算加处罚款的数额上强调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和解，减免相对人的加处罚款数额。这样做有例于化解行政争议。
实际证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和解已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最佳途径，2007-2010年，全宜昌市法院共立案审查各类行政非诉执行案件2790件，其中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2730件，裁定不准许执行60件。其中2007年全市法院审查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700件，裁定不准许执行9件。裁定准许执行案件中，相对人自动履行125件，采取和解方式结案344件，强制执行36件，终结执行182件，其他结案方式9件。2008年全市法院审查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909件，裁定不准许执行21件。裁定准许执行案件中，相对人自动履行79件，采取和解方式结案655件，强制执行24件，终结执行113件，其他结案方式33件。2009年全市法院审查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609件，裁定不准许执行18件。裁定准许执行案件中，相对人自动履行46件，采取和解方式结案511件，强制执行8件，终结执行43件，其他结案方式1件。2010年全市法院审查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512件，裁定不准许执行12件。裁定准许执行案件中，相对人自动履行15件，采取和解方式结案417件，强制执行28件，终结执行27件，其他结案方式13件。综上，宜昌市法院近四年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结案1927件，行政争议均在执行过程中得到了化解，无一行政管理相对人上访，更没有出现过激行为，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必须强调的是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是通过做人的心理工作，执行法官应该使用心理学中的相关技巧，实现真正的案结人和。笔者认为，应该建立起具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诉讼特点的和解制度，从而使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对化解行政争议更有效、更科学。


二0一二年五月二日

附作者基本情况

向建军，女，1962年11月出生，土家族，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在一线从事行政审判十四年。多次在全国、省、市级刊物上发表案例和调研文章,多次获奖。所在行政审判庭近五年二次被评为评为“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先进集体”。 联系电话：18972005929

宁洲平 ，女，1959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毕业。现任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主管行政审判与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十多年。在全国、省、市级刊物上发表案例和调研文章十多篇,多次获奖。2010年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记“二等功”。联系电话：18972005989


论文独创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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